一条展现当代知识分子学术发展与内心追求的少有人走的路 |《少有人走的路》 ...

上则为河岳

如何完成这场人生旅程，我们并非完全没有选择，尤其是在有自觉能力之后。有些人选择按他人设定的路标前行，以求稳妥；有些人则选择树立自己的路标，以求创新。前者追随，后者开拓，两者的区别并非源于基因的差异，而更多源于后者内心深处那种不可抑制的渴望——去了解更多，尝试更多，创造更多。

" v  F( m+ D6 z  T选择一条少有人走或从未有人走的路，注定会面临更多的艰辛。因为这条路上的路标稀少，未知的险恶更多，如何前行完全依赖于自己的探索。然而，正是这些挑战，使这条路成为充满成长机会的旅程。在经历更多磨难的同时，你也可能获得全新的能力与视野，最终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 Z$ c$ c$ t+ l, |# q1 o7 H% V《少有人走的路》是王希教授对自己过去40年在海外留学、创业和交流等学术生涯的回顾与总结。在这部“西行漫记”中，作者将自己在美国留学、研究、教书的经历娓娓道来，读者既能一睹海外学人建立社团、发行期刊、出版图书等推动学术共同体发展的风采，又可以借助作者的访谈、日记、回忆录、项目叙事等重温海外学人踏足的“少有人走的一条路”。这部由20余篇“准学术、轻学术”文章组成的文集既饱含了作者浓浓的师生情，又展现了跨国合作记忆。

入选“六月光明书榜”

少有人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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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　著

“火的洗礼”
王希教授讲起自己的出国故事，简直像一部“天方夜谭”。1974年，他从高中毕业后，到四川内江插队，在农村生活。1976年，经过生产队推荐，他入伍当了铁道兵，被分配去放电影。1978年，他在部队接到了参加高考的消息，并在同年同时被铁道兵工程学院和河北大学外文系录取。1982年，他从河北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年之后，在一个英美文学暑期班上，王希认识了美国丹佛大学的文学教授罗伯特·理查森——这次邂逅，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自此开启了在美国留学、做研究和教书的历程。
书中展现了作者在学术成长道路上获得诸位老师的教导与帮助，包括美国的“师傅”理查森、方纳教授，以及国内的杨立文教授等。跟随他们学习历史技艺，同他们分享各种经验，从细微之处展现海外学人留学、交流及创业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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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G2 g& E- L# Y+ ?; b, z% p赤子之心，感人至深
3 p5 X4 W! Z/ ]" `除良师外，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陪伴作者的还有益友，与同样是海外学人的同侪“无知无畏办期刊”的经历，以及作者学成后不仅自己回国任教，还牵线国外学者到国内讲学，展现了海外学人为提升祖国历史教育事业的努力。
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绝大部分“海外学者”与“留学生”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祖国命运深深的关切感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种关切感和认同感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在海外的时间越久，这种感情也越加清晰和浓烈。“海外学者”在中国出生、成长和接受教育，受过中国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中国和中华文化是他们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中的一种根本内容。
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又拥有一种“混杂性的”人生经历。他们在国外求学、治学和生活多年，站在一个超出中国文化语境之外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加上多年的专业训练，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具有比较的视野和“世界性”的眼光。这种跨文化、跨国界的双重认同和双重意识也许是“海外学者”最深切的个人和集体经验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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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M+ E- A! T, B全球化时代的历史研究
作为历史学教授，作者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黑人史、美国宪政发展史等。在书中王希教授从“如何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令人瞩目的‘跨国史’转向”和“口述史、环境史、老年史的崛起”等角度解读，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研究：
0 p- ~' e4 [  w. h; t" b“信息革命”也开始冲击专业史学的生存底线。专业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一种专门学科，有自己的“行规”和范式，即便曲高和寡，似乎也在所不惜。但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不再垄断历史知识的生产，要求参与到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人也与日俱增。他们不会等到历史学界的接纳，而会主动利用“信息革命”的便利来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有远见和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未来。
作者简介
! f) O& K; t* p+ E5 B王希
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杰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黑人史、美国宪政发展史等。著有《民主的考验：黑人选举权与北部共和党人（1860—1910）》《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等；译有《美国自由的故事》《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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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篇

火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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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森“师傅”

美国读博路线图（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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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黑人的灵魂”

在美国教“思政课”

美国宪法的变与不变

原则与妥协：对话美国宪法

顺应形势， 拥有新的思想，采取新的行动——IUP 毕业典礼致辞

创业篇

4 n' I  l( F! z  d  @. ~3 y0 _

在美国“发现”历史

与民主共舞——留美历史学会的创办历程

无知无畏办期刊

在杨立文老师的课堂上——兼记首次回国讲学

留美历史学会访台日记（1994，节录）

“海外学者”析

) D2 o8 N. X  ~1 H3 \5 u6 \

交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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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印象（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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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通识教育五种

美国大学的同行评议

全球化时代如何做历史

从中国看美国内战

5 c2 m: b3 w' ^8 G4 ?

在美国之外研究美国史

方纳教授赠书北大实录

播撒希望——OAH-AHRAC跨洋合作的故事

后记 向同行者的致敬

试读章节
& u% F4 N# r8 Z" b（节选自书中《理查森“师傅”》一文，首次发表）
) `1 j& V/ J3 ~$ M; |' |. X5 e中国人素来有尊师的传统。现在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通常会在文末写上感谢老师的文字。我对自己所有的老师——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包括后来在美国读研究生时的——始终充满尊敬。没有他们，便没有我的学术启蒙和成长。对于他们，我都尊称“老师”。但我对其中的三位老师——罗伯特·理查森教授、埃里克·方纳教授和欧文·马库斯（Irwin Marcus）教授——我更喜欢用“师傅”一词来称呼他们。理查森和方纳是我真正的老师，在研究生院教过我。马库斯则是我在宾州印第安纳大学的同事，但我也将他看成我的老师。
在三位“师傅”中，按认识的顺序，理查森排在第一。他在中国和美国都教过我英美文学，最重要的是他帮助安排我到美国留学，走上了人生的另外一条道路。虽然我最终没有如愿成为英语系的研究生，也没能发表一篇与英美文学相关的论文，但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理查森的影响无时不在陪伴着我。我用“师傅”一词主要是受一句中国老话的启发——“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前半句尤其好，我非常喜欢。求学也好，做学问也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修行”。方纳教授曾经打过一个比方，说职业历史学家可能是最后一批“手工匠人”（artisans），意即他们都要经历当“学徒”的训练，发展出自己的“绝活儿”，得到同行的承认，最终获得进入“行会”（guild）的资格。第一次听他用这样的比喻，我就想到了汉语里的“修行”一词。要想“修行”成功，当然少不了个人的努力，但首先得要有“师傅领进门”。进不了门，“修行”便无从谈起。进门之后，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修行”的方式和程度外，还要看运气。然而，“师傅领进门”是一切的起点。
“师傅”与“老师”似乎也有看似细微实则关键的区别。老师在你“进门”之后教你做学问，关注你一阵子，而师傅领你“进门”后，关注你一辈子。就我的例子而言，即便你改行了，与他不在一个领域里了，他也仍然会关心你，就像对家人的那种关心一样。所以，“师傅”包含了比“老师”更丰富的含义，无论是说出来还是听上去，都让人感到亲近和温暖。
, w/ e% Z* B6 I. U英语对“师傅”的翻译通常是“master”，我不是太喜欢，尤其是“master”一词还有“老板”或“大师”的意思。我觉得用“mentor”更接近我想表达的意思。一个好的老师会影响你的思想（mind），一个好的师傅会塑造你的人生（life）。理查森就是这样一位“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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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拜师”

我第一次认识理查森是非常偶然的。1982年，我从河北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受系里派遣，到四川大学外文系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为时五周的英美文学暑期进修班。按理说，这样的机会轮不到刚刚留校的我，因为排在我前面等待进修的还有许多更资深的同事。但当时许多人很看重进修时间的长短，五周与一年的进修都算一次进修机会，用过了就要等到下一轮。因为大家对川大的机会不感兴趣，就轮到我了。我当时十分渴望希望学习新东西，当然，我父母住在成都也是我报名参加的动力之一。
到了川大后，我才知道暑期班的主题是现代主义（modernism）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美文学，授课教师是来自美国丹佛大学的理查森教授。我当时非常孤陋寡闻，不仅对现代主义知之甚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丹佛大学，对理查森教授的学术背景更是一无所知。
我的孤陋寡闻在当时并不鲜见。由于师资匮乏，国内大学外文系的训练多偏重于外语语言的学习与应用，文学研究属于“阳春白雪”。我在河北大学外文系时仅选过郭寿璋教授的英国文学课程和一位外教的19世纪美国文学选读，此外再无类似的专业课程可选。所以，暑期班开始的时候，我有些紧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听懂，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达到系里对进修教师回去后要开一门新课的要求。

第一次上课时，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很快化为乌有。理查森身材瘦高，是典型的新英格兰绅士，乍看带有一种仙风道骨的神态（其实他当时还不到50岁）。他穿戴整齐，声音略为沙哑，发音特别清楚，抑扬顿挫，恰到好处。他不太写板书，喜欢提问和讨论。印象最深的是他讲的英语，准确而典雅，自然到看不出修饰的痕迹。
五周的学习安排得很紧凑。除每天上课外，我们还要完成许多阅读和作业，另加一篇研究论文。理查森的讲课循序渐进，带着你进入一种探索的状态，不停地启发你，与你平等地讨论，毫无居高临下的意思。然而，你必须做好课前准备，完成指定的阅读，这样你才会觉得特别有收获，并能真正进入一种学习的境界。这种授课方式与我们在大学时代的“满堂灌”和死记硬背截然不同，也激发了我每次上课都想出点风头，提一些古怪的问题。虽然我的提问更多是暴露了我的无知，但理查森的回答却是极为认真的。他会用另外一种说法重述我的提问，将我无法准确表达的意思用极为易懂的方式讲出来，并让我感到自己提的问题的确是有意义的。
0 k" r7 o- a) S  ]2 j8 P$ Y+ P( a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们每周作业的批改。从作业中，他能看出我们是否完成了指定阅读，或者读懂了多少等。他的评语不长，往往寥寥数语，但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害问题，对文字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字体非常潦草，很难辨认——这是我们学员对他的唯一“抱怨”——好像他是有意训练我们读手稿似的。他夫人伊丽莎白后来告诉我，理查森的母亲也常“批评”他的书法，说美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写的字是最难辨认的，一个是林肯的，另一个就是她儿子的。

即便是暑期课程，理查森也按照美国大学的做法，为学生准备了“答疑时间”（Office Hours）。外地学员人不多，川大老师也很少来找他，我因此有了较多与他接触的机会。我们通常会在课后和答疑时聊许久，天南海北，从文学到历史等。我在河北大学教“英美报刊选读”课程，读过一些“外刊”和英语著作，于是就现学现卖，结合暑期课的内容，与理查森讨论。后来我们干脆把聊天地点转移到川大附近的茶馆里。许多年后读王笛教授的《茶馆》时，那种熟悉感大概源自当时与理查森聊天的经历。他对茶馆也很感兴趣，尤其同情那位站在满头大汗的说书人背后的摇扇小童。我们坐在各色人群中，喝着沱茶，畅谈亚当斯（Henry Adams）、詹姆斯（William James）、艾略特、庞德（Ezra Pound）、乔伊斯（James Joyce）、劳伦斯（D. H. Lawrence）、伍尔夫（VirginiaWoolf）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等人的写作。这些聊天对我完成那篇关于艾略特的《荒原》的论文很有帮助。我在论文的结尾写道，《荒原》虽然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极度悲观，但艾略特在结尾也表露了一种期盼——西方文明可以从东方文明中找到让自己死而复生的希望。理查森对这个观察非常感兴趣，让我解释为何这样判断。
暑期班结束时，理查森为每位学员写了一份结业评语。在我的评语中，他首先肯定了我对《荒原》的讨论是有深度的，然后加入了一句话：“如果机会允许的话，建议贵系［指河北大学外文系］送王希到美国深造，学习和掌握英美文学的知识。”他考虑非常周到，记得我在上课第一天的自我介绍中曾提到系里希望我回校后开新课的期待。在他看来，要达到这样的要求，暑期班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我将结业评语交给系里后，系主任告知，出国留学要看是否有公派的机会，而且还要“论资排队”，系里一年只有一个公派留学的名额，大概要等20年才会轮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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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S' _( D2 ^) o3 f. R: X3 D已经回到丹佛大学的理查森得知这个情况后，做了一番调查，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入历史系做研究生学美国史，同时选英语系的课，兼顾历史学与文学的训练。当时要解决的主要是学费和生活费问题。英语系的助教奖学金是为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们要承担教一、二年级的英语课教学。历史系也有助教和助研奖学金，恰好系里的葛平德（Peter Golas）教授是研究中国宋代科技史的专家，需要找懂中文的助手帮助他整理中文文献。他的需求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但系里是否能够录取我不得而知。如果能获得历史系的助研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还有一笔足够的生活费。有了这些经济保障，就能保证得到美国领馆的签证，不再需要任何人出具经济担保。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在当时是最理想的自费出国的模式。理查森建议我将暑期班写的《荒原》论文寄给历史系试试运气，并主动写了一封推荐信。我又请河北大学外文系的袁伯樵教授（20世纪30年代的留美博士）和黄为崴教授为我写了另外两份推荐信。丹佛大学历史系经过讨论，愿意仅凭我的一篇论文和三位教授的推荐信录取我为美国史领域的硕士研究生，前提是入校之后需立即补考托福，以完成校方规定的入学要求。
记得当我将丹佛大学的录取通知和申请签证的I-20表格交给外文系时，系主任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追求四个现代化，对外开放是一项国策，系和学校也不能用论资排队的做法来阻止我，最终同意出证明，允许我办理护照。离校之前，前来咨询的人太多，我只好将办理自费留学的过程手写下来，为其他人提供一种参考指南。后来听说这个手抄本还一时洛阳纸贵。
现在回想起来，与理查森在川大的交往是我做人生决定的一个关键时刻。我1984年也通过了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生考试，并被初步录取，但我最终选择了出国留学。做出这个选择是出于“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共同推动。大环境是国家要现代化，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所作为。小环境则是从理查森的课上和与他的多次交谈中，我接触到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所谓“外国文学”和“外国历史”变得不那么forEIgn（外国）了，反而让我产生一种共鸣感，心里腾起一种希望走出去、体验一种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学习美国文学或美国历史的理想地方应该是在美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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