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中日转轮经藏建筑的比较研究》出版

yidaiju1 · 发表于 2026-6-18 11:35:46

中日转轮经藏建筑的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
俞莉娜著
2026年3月出版
238.00元
978-7-5732-2037-0

内容简介
本书选取转轮经藏为研究对象，展开针对中日两国转轮经藏建筑的比较研究。本书一方面梳理出转轮经藏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在中日两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即从建筑历史研究的视角剖析形制、设计、结构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同时也探讨了转轮经藏在中日寺院建筑格局、空间规划、藏经建筑单体形制演变中起到的作用。

作者简介
俞莉娜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考古、东亚建筑史、建筑遗产保护。

目录
绪论/1

壹型式与流变——中日转轮经藏的建筑考古学研究
1 转轮经藏的起源问题/19
2 中日转轮经藏的型式分类/26
3 日本转轮经藏的形制分期/39
4 日本转轮经藏的地域差别/46
5 小结/50

贰《营造法式》与木割书——中日建筑技术书中的转轮经藏
1 中日建筑技术书与建筑设计技术/65
2 建筑技术书所见转轮经藏的制度规定/68
3 建筑技术书所见转轮经藏的设计手法与尺度规律/170
4 相关历史背景考释/202
5 小结/207

叁尺度与营造——实例所见中日转轮经藏的设计与建造技术
1 设计与营造：建筑技术史的课题/221
2 相关定义及凡例/228
3 中国转轮经藏实例的尺度分析/233
4 日本转轮经藏实例的尺度分析/259
5 实例所见转轮经藏的营造技术/335
6 小结/374

肆布局与单体——中日寺院空间中的转轮经藏与藏经建筑
1 藏经建筑的定义及其分期问题/379
2 中国寺院藏经建筑的时代演变/382
3 日本寺院藏经建筑的时代演变/427
4 小结——中日寺院藏经建筑的分类与比较/477

结论/487
图表索引/494
后记/501

前言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综述
（一）“中日建筑交流史”的研究背景
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北部的古代建筑以采用梁柱体系的木结构为主要特征，共同组成了古代东亚木构建筑文化圈。东亚各国在历史上频繁交流与互动，各国间建筑样式、技术及文化的传播问题一直是东亚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点话题。
中国的建筑形制及技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日本产生了影响，已是东亚建筑史学界之共识。就目前的认识来看，日本在历史的四个阶段集中吸收了来自中国的建筑形制及技术。
原始时期的建筑文化交流状况目前尚不明确，因而一般认为明确的第一次传播过程发生于日本飞鸟时期，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晚期至隋代（6世纪中期至7世纪中期）。根据《日本书纪》记载，日本敏达天皇6年（577），朝鲜半岛百济国王向敏达天皇奉送佛教经卷，并遣僧人、造佛工、造寺工至日本。这一“佛教公传”事件，被认为是佛教从官方层面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标志。此后在一部分支持佛教发展的朝廷贵族推动下，日本自百济国积极引入技术工匠以帮助本国的寺院建设。在这一背景下，飞鸟寺、四天王寺等日本最初的一批佛教寺院建筑吸收了来自大陆的文化技术影响。寺院建筑中采用的夯土基础、石质台基、瓦屋顶等形制不见于日本本土传统建筑，寺院建筑格局也与朝鲜半岛同期寺院遗址有相似之处。鉴于朝鲜半岛佛教及其相关建筑技术为4—6世纪自中原引入，这一次传播活动实质上是日本以朝鲜半岛为媒介间接吸收了源自中国的建筑样式。这一次传播的代表实例为奈良法隆寺金堂、五重塔与中门三座建筑，这三座建筑虽经历后世重建，仍然被学界公认为飞鸟建筑样式的代表。
第二次传播过程发生于飞鸟后期至奈良时期（7世纪后期至8世纪后期）。这次传播是在中日建立直接外交关系的背景下展开的，其间日本向唐朝多次派遣唐使，积极引进唐朝文化。646年，日本孝德天皇实施“大化改新”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是全面学习唐朝的标志性事件。文化层面的交流也由中日两国直接互动而成。7世纪后期，日本在文化艺术上全面体现出对初唐风格的吸收，并模仿中国都城制度建造了第一座里坊制都城藤原京。710年迁都奈良之后，日本进一步积极学习唐朝各类制度文化，这段时间内盛唐时期的建筑样式与技术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都城、宫殿、寺院等建筑类型的规划、设计与样式上均有体现。特别是740年前后的圣武天皇时期，吸收自唐朝的各类文化艺术均发展到顶峰，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也逐步成熟。圣武天皇模仿唐朝做法，先在都城奈良建造国家大寺东大寺，后在全国设立国分寺，使佛教的影响遍布全国，自唐朝引入的建筑技术文化也因此传播至全国各地。这一次传播是日本建筑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外来影响，虽然在9世纪后期遣唐使终止后中日官方断绝了文化交流，但自唐朝引入的建筑样式在日本本土继续发展，奠定了日本“和样”建筑的基调。
第三次传播过程发生于镰仓时期（12世纪后期至14世纪中期），相当于中国南宋中期至元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契机为奈良东大寺的重建活动。此寺院经“平源之战”而毁，12世纪末期由“大劝进”重源组织重建。重源在东大寺的这次重建工程中吸收了来自福建沿海地区的建筑样式，发展出了突出表现穿斗结构形式的“大佛样”建筑。同自奈良时期发展而来的“和样”建筑性格迥异。第二阶段与禅宗佛教的传播密切相关。在新兴武士阶层的主导下，镰仓幕府派遣僧人游历中国江南地区，摹写五山十刹寺院布局及建筑规制，将禅宗佛教引入日本。随着禅宗佛教寺院的兴建，中国江南宋元时期的建筑样式传入日本，形成了“禅宗样”建筑形式。自此，日本建筑呈现出“和样”“大佛样”“禅宗样”三种样式并存的面貌，此后三种建筑样式交叉融合，在14世纪以后的建筑实例中常能看到不同建筑样式元素共存的现象。
第四次传播过程发生于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即我国明末清初（17世纪中后期）。这次传播主要与两位渡日人员的活动有关。一是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僧人隐元，其渡日后在日本发展了黄檗宗佛教，将中国明末东南沿海地区的寺院布局及样式引入日本。二是松江府儒士朱舜水，其渡日后受到水户德川的信赖，在日本进行儒学传播活动，也将明末江南地区的庙学建筑文化传播至日本。与前三次传播相比，这次传播影响范围与力度有限，仅表现在特定地区及类型的建筑中。
日本建筑史研究伊始，中日建筑关系便是受到关注的话题。伊东忠太在其日本建筑综论中表明：“我国建筑自古发展至今日的推动性因素，与其说是内部发展，不如说更依赖于外来因素。即，日本建筑是在对邻邦中国物质文化的摄取与同化过程中逐渐发展的。”[1]并将日本建筑的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前，为日本建筑的本土发展阶段。第二期为佛教传入至明治以前，这一期前段为佛教传入至平安时期，日本建筑受到了六朝、唐朝建筑的影响。这一期后段为镰仓至江户末期，日本建筑受到了宋至明朝建筑样式的影响。第三期为明治以后，日本建筑集中接受了西方建筑的影响。另一位日本建筑史研究的先驱关野贞总结出日本建筑在历史上主要接受了四次来自大陆的影响，第一次为飞鸟时期对中国南方梁朝建筑的吸收；第二次为奈良时期对中国北方唐朝建筑的吸收；第三次为镰仓时期对宋朝建筑的吸收，其中“唐样”是接受了中国江南建筑样式的产物，而“天竺样”是接受了中国南方福建地区建筑样式的产物；第四次为江户时期对明末清初建筑的吸收[2]。这一论断基本奠定了认识中日建筑关系的基础。
伊东忠太与关野贞之后的第二代学者持续关注了中日建筑交流的问题。饭田须贺斯从建筑的各类细部形制入手，剥离出了日本古建筑中反映出的中国影响，认为中国建筑影响日本之时，主要的传播媒介和手段有“中国工匠及技术者将技术传入日本”“日本工匠赴中学习新技术”“中国文人及学者对建筑活动的指导”“日本僧人或学者对建筑活动的指导”四类[3]。太田博太郎首次将日本中世时期的建筑样式定名为“和样”“禅宗样”“大佛样”三类[4]，再次明确了中国宋元样式对日本中世建筑的影响。
在太田博太郎构建的样式论框架下，此后的日本学者着重对“禅宗样”“大佛样”进一步展开讨论。田中淡在对中国古代建筑实例进行调查和剖析的基础上，认为日本中世时期自中国引入的两种建筑新样式，使日本建筑摆脱了奈良以来成型的构架及平面柱网形式，对日本建筑的梁架构成及空间塑造都起到了变革性的作用[5]。关口欣也在其有关中世禅宗样建筑论著中，通过大木结构、装饰的细部形制分析，将禅宗样的祖型进一步精确定位到中国南宋至元代江苏南部、浙江地区[6]。
中国学者对中日建筑交流问题的关注在中国营造学社时期已经开启，20世纪50至80年代有所沉寂。80年代以来，随着两国学界交流的重启，这一话题再次得到关注。傅熹年首先关注了中国福建宋元建筑与日本大佛样建筑的形制关系，进一步清晰阐述了大佛样的样式源头[7]，也首先关注到建筑尺度设计层面的中日交流[8]。张十庆进一步探究了中日建筑交流背后的宗教、制度背景，从中日建筑设计尺度关系的表象探究到两国建筑生产制度的互动关系[9]。
在探讨“中日建筑交流史”的相关问题时，中日两国学者对于中日建筑交流的整体进程已有基本共识，主要侧重于还原中国建筑对日本的影响过程。
（二）从“交流史”到“比较史”
1.历史与考古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比较史学是历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门类，广泛应用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学术领域。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是形成比较史学的奠基式人物，他定义“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解释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将比较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种情况：人们选择一些在时间上分开，并且在空间上相隔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相似点——在这种或那种现象之间，从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观察到的相似点——显然既不能解释为相互间的影响，也不能解释为出于任何共同的根源。……另一种应用方法：即平行地研究那些既是相邻的、又是同时代的社会，它是一些互相之间不断影响的社会。正因为它们的同期性和相互邻近，所以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过同样重大原因的作用，并且可以追溯到——至少可以部分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根源。”[10]
周繁文在总结历史比较研究学术史后，提出了适合于考古学范畴的比较研究范式，认为考古学比较研究可分为判断关系、解释现象、归纳特征和总结规律四个类型，在确定比较对象时需明确对象在一定标准下的共性与联系，比较研究时既要从微观角度厘清遗物、遗迹的发展脉络，也要注重对宏观社会历史背景的把控[11]。
2.东亚建筑史范畴的比较研究
在东亚建筑史研究领域内，以下的几项研究成果着重关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
杉山信三《日本朝鲜比较建筑史》[12]，首次在日本建筑史领域提出“比较建筑史”的概念。该书强调了通过“建筑样式的比较对照”来进行历史解释的比较方法，总结了比较建筑史研究是“对建筑样式的比较分析，是总结建筑样式系统工作中的必要行为。只有通过样式与样式间的比较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各类样式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因此在对于建筑现象进行历史解释的过程中，只有通过互相对比，才能更清晰地使讨论对象接近历史事实”。在上述方针下，作者就不同时代日朝建筑的布局方式、构造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讨论，最终以对中国建筑的吸收和同化为议题，讨论了日朝建筑发展的各自特征。
（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曾举办展览——《日本建筑特殊吗？东亚宫殿·寺院·住宅》[13]，尽管以面向公众科普为主，该展览仍直面了中日韩三国传统建筑的异同问题，从建筑类型及其主次关系为切入点，提炼出宫殿、寺院、住宅等建筑类型在不同国家呈现的建筑现象，从而总结出日本建筑反映出的自我特征。
张十庆新作《日本中世唐样建筑设计技术的比较研究》[14]，强调用“东亚整体视角”重新审视唐样建筑的设计技术，书中聚焦于宋技术背景和中世唐样技术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既有研究中未被重视的隐藏在建筑表象背后的技术动因。
整体而言，对于东亚建筑间比较研究的关注远不如对东西方建筑间的比较。或是因为东西方总体文化面貌差别较大，建筑传统各自处于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比较研究时相对容易剥离出各自的文化特质。而东亚各国建筑在历史上呈现出诸多相似的文化特性，历史上又存在不同频率的文化互动，外来文化因素与本地传统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在比较分析时较难厘清微观现象与宏观背景的关系。
（三）藏经建筑与转轮经藏
在中日间的几次建筑交流中，佛教及其建筑文化有着较高的参与度。日本对中国建筑形制及技术的汲取，有多次以佛教的传播为媒介。对于日本来说，寺院建筑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引领样式及技术变革的建筑类型。另从客观条件来看，在中日两国的建筑遗存中，寺院建筑均占有很高的比例，若要开展中日两国建筑历史的比较研究，寺院建筑在实例存量上具有时代跨度大、地区分布广的优势。
1.佛教经典与藏经建筑
佛教典籍一直被认为是佛教三宝中“法宝”的象征。作为佛陀思想和佛教哲学的载体，以及佛教宗派区分的依据，佛教典籍的成立、展开和传播是佛教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中日两国而言，寺院收藏佛教典籍的行为从佛教传入之初就已开始。中国寺院藏经始于东汉时期，随后伴随着译经活动的展开，寺院藏经种类逐渐增多。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典中国化的进程逐渐展开，除了译出经典，还涌现了许多对于印度传来佛典的诠释和研究著作及宣传佛教教义的论著，逐渐形成了“原始佛典+译出佛典+注解、诠释论著+僧史、宣传著作”的寺院藏经系统。至隋末唐初，抄本大藏经初步定型，此后则成了寺院藏经的主体。北宋初期开始出现并发行刻版大藏经，经典的流通量增加，此后寺院藏经进入盛期。飞鸟时期，汉译佛教经典伴随着佛教传播而引入日本，奈良时期在入唐留学僧的活动下大量引入汉译佛教经典，并成为日本寺院藏经的基础。奈良平安时期，日本寺院藏经主要以写经为主。镰仓时期伴随着与南宋的交流，频繁自宋朝引入大藏经，室町时期的经典传入则主要依赖于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其间也见有少量刻版印经的活动。江户时期日本出现了本土刻版大藏经，寺院藏经进一步普及。
佛教寺院空间内的佛教典籍体现了三个方面的性质。一为仪式性，即针对佛教典籍的供奉行为，通常与“法宝”信仰有关，佛教典籍作为供养礼拜对象之一而被纳入寺院的信仰体系之内。二为阅览性。为了满足寺院日常活动中对佛教典籍的阅览、讲读的需求，寺院中建造具有“图书馆”功能的建筑。三为收藏性。因佛教典籍多为纸质书籍，为使其能长久保存，寺院中建造了具有“藏经阁”功能的建筑。从寺院建筑层面来看，收藏性最为突出，但三类性质往往并非独立存在，同一建筑通常反映出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空间性质。
汉译佛教经典在历史上向周边国家与地区传播，除中国汉传佛教寺院以外，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中北部的佛教寺院中均有藏经建筑的设置，也均有藏经建筑实例留存至今。有关这类佛教建筑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积淀，《中国古代建筑史》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之通史著作，在对佛教建筑的论述中综述了各时代藏经建筑的基本特征，并对中国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殿、江油云岩寺飞天藏殿等各时代藏经建筑典型实例进行了详细讨论[15]。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为汉传佛教建筑史的通史著作。藏经建筑作为寺院建筑的一种建筑类型，其布局及建筑形制的时代发展与变化得到了讨论[16]。除通史类研究外，亦有学者就特定时空范围内的藏经建筑问题展开讨论。张十庆《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17]，以宋元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禅宗寺院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禅寺内藏经建筑的位置布局、建筑样式及其变迁。在讨论江南禅寺制度时引入了日本中世禅宗寺院建筑及《五山十刹图》等资料。玄胜旭《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楼、钟楼布局变化初探》[18]一文，结合日、韩两国材料，探究了经楼与钟楼对称布局的起源与演变过程。其《中国佛教寺院钟鼓楼的形成背景与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19]一文，进一步扩展到对汉传佛教寺院双楼布局的综合讨论，梳理了寺院从钟、经对称到钟鼓楼对称的发展路径。除建筑学方面的研究外，近年也有学者从佛教史、美术考古视角探究了藏经建筑营造背景与精神意涵。赵献超《二至十四世纪法宝崇拜视角下的藏经建筑研究》[20]一书，选取转轮经藏、经目塔、法舍利塔等具有明显仪式性的藏经建筑，着重讨论了唐宋佛教世俗化背景下法宝崇拜观念在佛教建筑及装置上的反映。
日本佛教藏经建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考古与建筑史领域，石田茂作《伽蓝论考》[21]一书，在所发掘寺院遗址材料的基础上，对日本飞鸟、奈良时期佛教寺院布局进行分类，其中提及了藏经建筑在该时期寺院中的布局形式。宫本长二郎则进一步总结了飞鸟、奈良时期寺院主要建筑的尺度规律，点明了早期寺院经藏、钟楼与讲堂的组合关系。铃木嘉吉进一步深化了飞鸟、奈良时期寺院布局演变的讨论，并着重结合现存地面建筑实例，探讨寺院布局、形制与尺度设计的综合问题，其中对藏经建筑也有专门讨论[22]。堀祥岳则围绕日本藏经建筑展开了讨论，探讨了藏经建筑的类型、功能与大藏经的利用方式，是日本学界针对藏经建筑唯一的综述性研究[23]。
韩国学界对于藏经建筑的研究同样有参考意义，朴大盛《寺院经藏、钟楼布局规律研究》[24]一文，梳理了朝鲜半岛5—12世纪的寺院经藏、钟楼遗址，总结了这一长时段内两类建筑对称布局的演变，并同中日材料展开对比分析。李卿美《朝鲜时期以前法宝信仰与经藏建筑的变迁》[25]一文，结合韩国高丽、朝鲜时期的寺院藏经建筑遗构及文献史料，对藏经建筑的形制特征及其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特别关注了元明时期中国藏经建筑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同时关注了“法宝信仰”产生和普及过程中寺院藏经建筑的命名方式和建筑形式的变化。
纵观既有研究成果，东亚学者对于藏经建筑的讨论大多仍是片段式研究，藏经建筑作为一种建筑类型的专门讨论还停留在综述、概述的阶段，其在各国产生、发展和流变的详细过程尚未得到专门梳理。从交流史的角度看，作为佛教寺院的一部分，藏经建筑不仅是佛教文化及建筑技术交流的载体，其所藏佛教典籍本身也是在跨国宗教、政治、贸易交流中的舶载品。对于东亚藏经建筑的比较研究可还原出宗教、技术、物品三个层面的跨国交流过程，故而藏经建筑在众多寺院建筑中既有典型性又有特殊性。
2.东亚佛教寺院中的转轮经藏
转轮经藏为佛教寺院中所见的转动式藏经建筑，通常以小木作形式呈现，是汉传寺院佛教藏经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后的产物。学界普遍认为转轮经藏最初由梁朝学者傅大士发明，其不仅具有藏书架功能，还因为受到“推转轮藏等同于诵读一部大藏经”之思想的影响，转轮经藏同时也成为佛教世俗信仰支持下的礼拜对象。
中国寺院配置转轮经藏的现象在唐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发展至宋元时期，伴随着大藏经的多次刊刻出版，转轮经藏的建造十分兴盛[26]。镰仓时期，在幕府的官方支持下，日本从南宋中国江南地区引入了禅宗佛教，转轮经藏作为中国江南禅寺中常见的建筑类型，也伴随着此次文化传播的浪潮而传入日本。中国仅存转轮经藏遗构10例，年代在北宋中前期至清代末期[27]。而日本则保留有丰富的转轮经藏遗构，自室町时期至明治以前，可确认形制的遗构有121例[28]。此外，中日两国古代建筑技术书中，都见有对转轮经藏这类特殊建筑形式的记录，北宋建筑技术专书《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部分见有对转轮经藏制度的详细规定。此外，日本近世木割书《匠明》《诸记集》《建仁寺派家传书》等，也见有对转轮经藏的图文记录。除日本外，这类特殊的藏经装置也传播至朝鲜半岛与越南，韩国与越南各有1例转轮经藏留存至今。
现有研究成果中对于转轮经藏的关注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对转轮经藏实例的个案调查及研究。中国实例中，正定隆兴寺轮藏，江油云岩寺轮藏，平武报恩寺轮藏、智化寺轮藏、颐和园轮藏等实例见有专门的测绘与勘察研究成果，涉及轮藏历史沿革、形制断代、尺度设计特征等问题[29]。日本轮藏实例的勘察工作多与古建筑修缮工程相结合。截至2024年12月，园城寺轮藏、金刚峰寺轮藏、日光东照宫轮藏、京都妙心寺轮藏、京都本圀寺轮藏、京都知恩院轮藏、京都仁和寺轮藏、滋贺长寿院轮藏、名古屋建中寺轮藏、德岛丈六寺轮藏、福岛自在院轮藏、福冈永照寺轮藏、福冈圣福寺轮藏、富山胜兴寺轮藏、山口大照院轮藏、石川总持寺轮藏、大分月桂寺轮藏、长野善光寺轮藏、大分教尊寺轮藏等实例见有专门的修缮工事报告。其中以福岛自在院轮藏的报告最为详细，不仅对轮藏本体的历史沿革和技术形制做了详细记录分析，还罗列了日本全国范围内的轮藏实例[30]。对于韩国仅存的轮藏实例——醴泉龙门寺转轮经藏，也有专门的勘察研究[31]。
二为针对转轮经藏起源及发展的佛教史、美术史研究。佛教史学者考证了傅大士发明转轮经藏的史实[32]、转轮经藏历代营造背景及分布、转轮经藏与佛教信仰之关系等问题[33]，大塚纪弘等学者则对转轮经藏传入日本的历史过程有详细考据。谷新春则完成了对中国转轮经藏的物质文化史研究，通过梳理唐至清的转轮经藏文献与实例，探讨中国转轮经藏的变迁过程，并利用美术史方法，探究轮藏转与不转的形态表现、木与石的材质取舍同佛教信仰观念的关联[34]。
三为针对转轮经藏建筑特征的研究。张十庆最先关注了中日转轮经藏的关系问题，讨论了在与中国江南宋元禅寺的交流中转轮经藏传入日本的背景，并从结构形式分类、立面装饰等，讨论中日转轮经藏的异同[35]。顾心怡则综合实例与文献中对于转轮经藏外观造型的描述，讨论了两宋时期转轮经藏的装饰规律及其哲学意涵[36]。针对《营造法式》的转轮经藏规定，竹岛卓一、潘谷西等学者也进行了复原研究。野崎准对日本转轮经藏的分布及发展阶段进行了综述，特别关注了带有轮藏藏经建筑的形制空间特征[37]。
综合来看，学界对于中国转轮经藏的总体发展历程已有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虽然日本保留有丰富的转轮经藏遗构，针对日本转轮经藏尚无从建筑史角度的系统梳理，现有研究中尚不见对其系统的类型划分，针对时代变迁和地区差异的考察也不充分。其次，先行研究中对于实例及建筑技术书的综合考察尚不充分，从而无法就古代工匠对于转轮经藏的结构及技术认识做出客观评价，也未深入讨论转轮经藏所反映的小木作工艺技术问题。此外，尽管转轮经藏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历史事实已经明确，这类藏经装置在两国发展路径的异同及其历史背景还未得到充分梳理。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书选取转轮经藏为研究对象，旨在展开针对中日两国转轮经藏建筑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本书旨在梳理出转轮经藏作为一种建筑类型在中日两国历史上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即从建筑历史研究的视角剖析转轮经藏的形制、设计、结构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同时希望厘清转轮经藏在寺院建筑格局、空间规划、藏经建筑单体形制演变中起到的作用。
另一方面，本书旨在依托转轮经藏重新审视中日两国之间建筑文化、技术的互动关系。转轮经藏作为一类室内藏经装置，恰是佛教经籍的“物”之交流与藏经建筑的“技术”之交流的中间环节。本书希望结合建筑史与书籍史、东亚海域交流史的研究视角，探究物质文化、信仰观念和营造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互动关系。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中日两国转轮经藏及衍生文化现象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动因。
藏经建筑一直以来未在佛教建筑研究领域得到充分关注，本书从转轮经藏入手，对藏经建筑展开系统梳理，是为对东亚佛教建筑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此外，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代建筑的研究多着重于建筑的样式、技术与文化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从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播过程。本书希望以转轮经藏为切入点，探索东亚木构建筑文化圈视域下的“比较建筑史”研究程式，通过转轮经藏在中日两国的“平等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交流、传播、影响关系的认识，还可以洞察到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异、转译与选择关系，从而能够客观认识、评价东亚木构建筑文化圈下中日两国的自身特点。
三、研究方法与框架
若根据前述历史比较研究的分类，建筑史范畴内的跨国比较研究也可分为在时空上无交流关系的“相隔型比较”和在时空上存在交流关系的“影响型比较”，而中国与日本的建筑比较问题显然属于后者。本书将中日转轮经藏的比较研究设定为如下的论述范式：
首先，在同一建筑历史问题下，对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况进行分别阐释。在此基础上，在假设两国之间无互相交流影响的前提下，就具体的问题点进行“平等性”的对比分析。通过比较，可得出相关建筑历史现象的异同点。
比较得出的异同关系指向了四类情况。若就某方面相同或相似之处，则或是国家间交流互动产物，是建筑形制及技术传播的表现；抑或是在文化隔绝情况下自发产生的相似现象，即反映了建筑形制及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若就相异之处，或是各国发展独立性的体现，也可能是在交流、传播互动之后被本国传统所同化而变异的产物。在此基础上，需结合两国的历史背景，对剥离出的相似点和相异点进行合理的历史阐释。
就史料选择而言，除中日两国现存转轮经藏实例与相关建筑技术书外，本研究还充分搜集相关文献史料、图像资料、考古遗址等研究资料，除与转轮经藏直接相关的史料外，还将涉及藏经建筑布局与单体形制、佛教经典的流通与收藏、寺院仪式与信仰的史料纳入研究范畴。
本书将从微观到宏观的路径对转轮经藏展开讨论，正文内容分为四章：
壹为“型式与流变：中日转轮经藏的建筑考古学研究”。本章着眼于转轮经藏的建筑样式特点，通过类型学手段对中日两国转轮经藏进行型式划分，讨论两国转轮经藏的时空流变问题，分析转轮经藏形制演变的历史动因。
贰为“《营造法式》与木割书：中日建筑技术书中的转轮经藏”。本章主要利用北宋《营造法式》与日本近世木割书为研究材料，详细解读中日两国建筑技术书中对于转轮经藏的设计规定。提炼转轮经藏呈现的小木作设计方法，并与史料中的大木作设计方法展开对比，总结两国建筑技术文献中对于转轮经藏的设计技术异同，进而探究文本所折射的建筑生产关系问题。
叁为“尺度与营造：实例所见中日转轮经藏的设计与建造技术”。本章利用中日两国现存转轮经藏为研究材料，通过尺度分析探究各实例的尺度设计过程，并结合书籍史相关知识，探究佛教经典、转轮经藏、外部藏殿三者的空间尺度互动关系。本章还聚焦于转轮经藏内部结构、旋转装置等建造技术，尝试复原转轮经藏的建造过程。
图01本书研究框架示意图
肆为“布局与单体：中日寺院空间中的转轮经藏与藏经建筑”。本章着眼于中日各时期藏经建筑布局与单体形制，通过类型划分的方法对中日藏经建筑的发展进行分期。根据分期结论，讨论转轮经藏的出现发展进程对藏经建筑布局与单体形制的影响，总结转轮经藏在两国寺院发展史中的性质与地位。

[1]（日）伊東忠太建築文献編纂会編纂《伊東忠太建築文献第一巻日本建築の研究（上）》，東京：龍吟社，1937年，页287—288。
[2]（日）関野博士紀年事業会編《関野博士論文集第一集日本の建築と藝術》上巻，東京：岩波書店，1932年。
[3]（日）飯田須賀斯《中国建築の日本建築に及ぼせる影響について—特に細部について》，東京：相模書房，1954年。
[4]（日）大田博太郎《中世の建築》，東京：彰国社，1957年。
[5]（日）田中淡《日本中世新様式建築における構造の改革》，载（日）田中淡《中国建築史の研究》，東京：弘文堂，1989年，页425—494。
[6]（日）関口欣也《関口欣也著作集一中世禅宗様建築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0年。
[7]傅熹年《福建的几座宋代建筑及其与日本镰仓“大佛样”建筑的关系》，《建筑学报》1981年第4期，页68—77。
[8]傅熹年《日本飞鸟、奈良时期建筑中所反映出的中国南北朝、隋唐建筑特点》，《文物》1992年第10期，页28—50。
[9]张十庆《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法）马克·布洛赫著，齐建华译，罗旭校《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载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页104。
[11]周繁文《比较考古学的方法论思考》，《文物》2012年第4期，页90—96。
[12]（日）杉山信三《日本朝鮮比較建築史》，東京：大八洲出版，1946年。
[13]（日）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集《日本建築は特異なのか：東アジアの宮殿·寺院·住宅》，佐倉：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2009年。
[14]张十庆《日本中世唐样建筑设计技术的比较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
[15]傅熹年、郭黛姮、楼庆西、孙大章等《中国古代建筑史》，卷2～5，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
[16]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17]张十庆《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18]（韩）玄胜旭《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楼、钟楼布局变化初探》，《华中建筑》2013年第10期，页136—141。
[19]（韩）玄胜旭《中国佛教寺院钟鼓楼的形成背景与建筑形制及布局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20]赵献超《二至十四世纪法宝崇拜视角下的藏经建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5年。
[21]（日）石田茂作《伽藍論攷：仏教考古学の研究第1》，天理：養徳社，1948年。
[22]（日）鈴木嘉吉《古代寺院建築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6年。
[23]（日）堀祥岳《〈経蔵〉再考：類型と機能》，《臨済宗妙心寺派教学研究紀要》，第9号，2008年，页111—138。
[24]朴大盛《伽藍의 시기별 經·鐘樓의 配置物性에 관한 연구》，晋州：庆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25]李卿美《고려․조선전기 法寶信仰과 経蔵建築의 변천연구（朝鲜时期以前法宝信仰与经藏建筑的变迁）》，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26]椎名宏雄指出：“宋代是禅宗发展的鼎盛期，而刻本大藏经正好也在此时不断涌现。”其在宋元时期文献中梳理出192条寺院修建经藏的记录，其中约70条提及转轮藏。参见（日）椎名宏雄《宋元时期经藏的建立》，《藏外佛教文献》2010年第1期，页315—351。此外，南宋学者叶梦得也对当时寺院修建转轮藏的盛况有所记录：“比年以来，所至大都邑，下至穷山深谷号为‘兰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声相闻，襁负金帛，踵蹑户外，可谓甚盛。”参见［宋］叶梦得《建康府保宁寺轮藏记》，《石林居士建康集》卷4，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2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页769—770。
[27]中国转轮藏遗构有：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北宋中前期）、江油云岩寺转轮藏（1181）、大足北山石刻转轮藏（南宋）、大足宝顶山毗卢道场窟（南宋），北京智化寺转轮藏（1444）、平武报恩寺转轮藏（1446）、五台山塔院寺转轮藏（清）、颐和园佛香阁转轮藏（清）、雍和宫转轮藏（清）、承德须弥福寿之庙（清）。
[28]《自在院一切经堂·轮藏保存工事报告书：附全国之轮藏》中收集了日本现存转轮藏的遗构目录，自中世至明治以前约有120例，明治至今另见有约100例。据笔者统计，另有一小部分轮藏未收入此书。详见（日）阿住義彦《自在院一切経堂·輪蔵保存工事報告書：附全国の輪蔵》，会津若松：真言宗豊山派自在院，2007年。
[29]中国转轮经藏的个例研究见有：赵献超《正定隆兴寺转轮藏》，《石窟寺研究》第2辑，2011年，页289—303；刘友恒、杜平《我国现存最早的转轮藏——正定隆兴寺宋代转轮藏浅析》，《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页52—55；顾心怡《正定隆兴寺转轮藏年代问题新识》，《建筑史学刊》2024年第2期，页130—144；左拉拉《云岩寺飞天藏及其宗教背景浅析》，《建筑史》第21辑，2005年，页82—92；辜其一《江油县圌山云岩寺飞天藏及藏殿勘查记略》，《四川文物》1986年第4期，页9—13；向远木《四川平武明报恩寺勘察报告》，《文物》1991年第4期，页1—19；闫雪《北京智化禅寺转轮藏初探——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一例》，《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页211—215；李路珂、蒋雨彤、杨志国《北京智化寺藏殿：一种空间营造思想的研究》，《建筑史学刊》2022年第2期，页42—62；张磊《明代转轮藏探析——以平武报恩寺和北京智化寺转轮藏为例》，《文物》2016年第11期，页64—71；翟小菊《颐和园转轮藏建筑研究》，载中国紫禁城学会《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下）》，北京：颐和园管理处，2007年，页499—515。
[30]见前揭阿住義彦《自在院一切経堂·輪蔵保存工事報告書：附全国の輪蔵》。
[31]Jeong Yeonho《경장건축의 건축 특성에 관한 연구-예천 용문사 윤장대 및 대장전을 중심으로（经藏建筑的特点：以醴泉龙门寺轮藏与大藏殿为中心）》, 경일대학교 대학원（庆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32]有关傅大士与轮藏起源问题的研究详见张勇《傅大士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永井政之《傅大士と輪蔵》等。
[33]相关研究可见(美) Goodrich， L. Carrington. “The Revolving BookCase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 no. 2， 1942， pp. 13061；（日）金井徳幸《宋代転輪蔵とその信仰》，《立正史学》，2008年，页1—18；黄美燕《经藏与转轮藏的创始及其发展源流辨析》，《东方博物》2006年第2期，页66—72；黄敏枝《关于宋代寺院的转轮藏》，《普门学报》2002年第8期，页179—210；黄敏枝《再论宋代寺院的转轮藏（上）》，（台湾）《清华学报》1996年第2期，页139—188；黄敏枝《再论宋代寺院的转轮藏（下）》，（台湾）《清华学报》1996年第3期，页265—296等。
[34]谷新春《形式、媒材与观念：古代中国转轮经藏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35]张十庆《中日佛教转轮经藏的源流与形制》，载张复合主编《建筑史论文集》第1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60—71。
[36]顾心怡《宋代转轮藏的外观表达》，《建筑遗产》2023年第3期，页77—89。
[37]野崎準《日本の輪蔵についての覚書》，《黄檗文華》，第127号，2007年，页23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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