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术前沿丨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影响与对策

上则为河岳 · 发表于 2026-5-1 02:58:18

2026年4月28日晚，第243期“金融学术前沿”报告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会议室举行。本次时事报告主题是“人口结构变迁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由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FDFRC）组织举办，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主持，报告人为孙教授研究团队成员熊浩文。本文根据报告内容、公开材料以及现场讨论，从热点背景、内容分析、专家解读以及思考与提问等几方面展开。
01
热点背景
1.1 我国人口结构
1.1.1总人口不足14.1亿，已连续四年负增长
2025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4.05亿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死亡率为8.04‰；人口总量同比减少339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41‰。
图表1：中国人口总量连续四年负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泽平宏观

1.1.2 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消费占比提升
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1年开始进入深度老龄化，202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至15.9%，预计在2030年左右进入占比超20%的超级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持续加深，为满足中老年人群体在衣、食、住、行、医等方面需求，银发经济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消费总量将占中国GDP的21%左右。
图表2：2025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1.1.3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劳动年龄人口口径，2025年末，我国15—64岁人口为96848万人，占全国人口的68.9%。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2025年我国16-59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67年提升至11.3年。2024年我国拥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7%，相较美国的42%、加拿大的51%还有提升空间。
1.1.4不婚化小幅改善，家庭小型化成趋势
随着积压生育需求释放节奏边际放缓，以及结婚登记对数下行等因素影响，2025年出生人口为792万人，同比减少162万人，为历史新低。
根据普查数据，2010-202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规模由3.10人降至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小型化，主要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户籍制度改革较慢、年轻人不婚不育观念等因素影响。
由于2025年5月开始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优化婚姻登记服务等，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同比小幅上升，结婚登记676.3万对，同比增加65.7万对。
图表3：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民政部
1.1.5性别比持续改善，男性比女性多2881万
性别比持续改善，2025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较2024年小幅下降，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需要注意的是，男女比例失衡、女性意识觉醒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仍存在。
1.1.6城镇化率稳步提升至68%，人户分离人口规模扩大
从城乡构成看，2025年城镇常住人口953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3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5109万人，减少1369万人；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7.9%，比2024年末提高0.89个百分点。目前中国城镇化率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6.2%，但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81.9%。根据联合国预测，204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约76.4%，对应城镇人口为10.3亿。
图表4：2025年城镇化率稳步提升至6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人口流动规模持续扩大，流动趋势明显。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23年人户分离人口为5.05亿人。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持续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流动趋势，人地挂钩机制不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公平化，同一城市内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均等。
图表5：中国分省的老龄化程度与总和生育率关系拟合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02
内容分析
2.1 居民消费率偏低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的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内需作为首要任务，扩内需、促消费、实现内外再平衡已成为当前政策的核心焦点。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2024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为39.9%，低于44个样本经济体的均值52.8%。
中国消费率开始趋势上行符合U型经验事实， 2011年以来中国消费率开始上升符合国际规律，但2020年以来上行趋势未能持续。
图表6：主要经济体人均GDP与居民消费率变化

资料来源：OECD，Haver，中金公司
2.2 基于人口结构的消费分解
2.2.1 生命周期角度
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人口发展趋势将带来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明显变化。
一是人口总量影响消费规模和总消费需求。在我国总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到来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可能遭遇的冲击则会明显加大，主要是劳动者收入提高减慢，弱化居民消费需求。2025年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明显低于2014-2019年62.5%的平均水平。
图表7：“三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iFind
二是生命周期中的年龄-消费支出之间存在“倒U”字形曲线。关于年龄与消费的关系，年龄不仅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而且影响家庭消费结构。
青年年龄段的群体消费水平是最高的，峰值发生在25-30岁。55-60岁人口为退休做准备产生较为强烈的预防性储蓄意愿，也是消费水平偏低的年龄段。同时，图中显示老年人消费水平低于劳动年龄人口并不直接明显，而是以更复杂的形式表现。比如，由于家庭共济的原因，同时老年人的医疗支出较高，因而从数字上抬高老年年龄段的消费支出。
图表8：城市居民分年龄消费支出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三是少子老龄化趋势将导致生育主导型消费负增长、服务业消费需求会不断增加而大宗消费品预期减弱。
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进一步减少，少子化形势的加剧，家庭规模会趋于进一步缩小，引起家庭储蓄和投资的变化，抑制“二孩经济”相关消费，削弱整体的儿童教育、育儿等消费需求，降低母婴市场规模的增速。
我国老年人的收入普遍偏低，并且有消费的后顾之忧，因而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比较低。消费结构可能会更加注重品质、健康和个性化，消费需求更多地关注生活品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消费。
2.2.2 性别比例角度
从储蓄的角度，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很难完全由诸如生命周期理论、预警储蓄动机、文化习惯或金融发展欠缺等传统方式来解释。
魏尚进和张晓波提出了竞争性储蓄这个概念，指要增加自己或者孩子在婚恋市场上的相对竞争力。年轻人中男多女少的现象使得对于有男孩的家庭，竞争性储蓄的重要性大大上升，这一点可以从房价（婚房需求）上体现出来。
从消费的角度，根据国家统计局 UHS 2005-2015的统计数据，女性的消费额通常是高于男性的，成年女性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上升，且在生命周期上呈现出明显的“驼峰”状特征。
图表9：不同年龄女性和男性对各细分品类消费的净贡献

资料来源：《人口结构变迁与中国消费转型》
2.2.3 城乡区域角度
我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天然存在产业结构布局不均、收入分配偏向城市等问题。农村地区的消费能力未能得到有效释放，导致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受限。分配差距抑制消费潜力释放。
图表10：2025年全国居民收支主要数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此外，人户分离导致转移人口难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会抑制该人群的即期消费。陈斌开等（2010）发现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镇居民低14.6个百分点；蔡昉（2023）进一步提出，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消费有抑制，若农民工全部转化为户籍市民，可新增消费支出2万亿元。
对于进城农民工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中国学者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学者采用不同的数据进行过估算，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仅仅由于没有获得城镇户籍身份这一因素，就使农民工家庭的消费意愿降低了23%左右。
2.3 少子老龄化的对策
2.3.1 生育支持政策
自放开三孩以来，我国生育支持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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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方面，提供个税抵扣和生育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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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支持方面，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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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支持方面，延长各类生育相关假期，设立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探索成本共担机制。" F. I/ l% ~$ \% \% ~2 S% n*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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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2021年以来的生育支持政策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泽平宏观
2.3.2 劳动力政策

2 c2 C" f. H1 x3 L/ Q, r0 U R延迟退休政策：2012年至今，我国提出将逐步开启渐进式延迟退休改革，解决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仍然偏低，明显落后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现实需要的问题。$ v3 f2 \3 D' _1 v) y6 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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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2021年以来的延迟退休政策性文件及官方发言内容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平安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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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再就业：《2025银发族趋势观察》中引用的前程无忧数据显示，68%以上的中老年人有再就业意愿，其中46.7%的人希望通过再就业寻求个人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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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移民政策及国际人才引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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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养老金融
根据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养老金融业是为满足社会成员养老需求而开展的各种金融活动。养老金融业由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三部分组成，分别面向养老资金、老年人需求和养老产业。其中，养老金金融是“基础”，养老服务金融是“补充”，养老产业金融是“支撑”，三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主要参与者是各类金融机构。
图表13：养老金融业细分

资料来源：《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养老产业统计分类（2020）》，平安证券
图表14：中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
从覆盖面来看，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是绝对核心。2023年，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约10.7亿人，基本覆盖了中国16岁及以上的全部人口。第二支柱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合计覆盖约1亿人。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刚刚起步，到2023年末开户人数仅5000万。
图表15：中国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覆盖人口（2023）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
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健全，近年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持续增长、覆盖率持续提升，但领取人数较快速增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增速总体放缓，基金支出压力较大。
第二支柱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主要发挥补充作用，与职业关联、由国家政策引导、单位和职工参与；企业参与有限，发展较为缓慢。受税优力度的影响，企业实施年金计划的积极性有限。
图表16：企业年金参保人数及其渗透率变化

资料来源：iFind，平安证券
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养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个人养老金制度属于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产品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包括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等。目前，第三支柱尚处于发展初期，其规模与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远不在同一量级。但在政策支持下，目前是各类金融机构的主要发力方向。
2.4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2.4.1 保障水平仍显不足：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较低，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有所下降
一是城乡居民养老金的绝对水平偏低，低于农村低保标准，难以满足参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2024年，参保城乡居民保险的老年人月均领取养老金仅为246元/人；而2024年，全国农村月均低保平均标准为594元/人。
二是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后养老金/退休前工资）近年来持续下降。养老金替代率越高，越能维持其退休前的生活水平。2024年，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为52%，较2018年下降了8.7个百分点。
图表17：近年来，城镇职工养老金替代率显著下降

资料来源：Wind、粤开证券
2.4.2 均等化程度不高：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退休职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待遇差距较大，城乡居民养老金省际差距较大
一是城乡居民、企业和机关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领取待遇差距较大。2023年，三类退休职工养老金分别为平均每人每月223元、3271元和6243元。
二是城乡居民、企业和机关单位退休职工养老金中享受的财政补贴差距也较大。2023年，三类养老金人均享受补贴分别为183 元、537元和2265元。
三是区域间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差异较大。2023年，上海和北京城乡居民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分别为1651和1484元，但有26个省份每人每月不足300元。
2.4.3可持续性有待增强：基本养老保险对财政补贴依赖度较高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收入持续低于养老金待遇支出，基本养老保险对财政依赖度较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主要由两大来源构成：一是缴费收入，二是财政补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收入持续低于支出，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从2018年的1.2万亿上升至2023年的1.8万亿，2023年财政补贴占基本养老保险支出的比例为25.7%。
基本养老金依赖财政补贴、面临可持续性压力有三大主要原因：
其一，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不实、实际缴费率偏低。2023年职工人均月度社保缴费（含单位和个人缴费）为1175元，结合社会平均工资，可计算2023年实际养老保险缴费率为16.3%。这一实际缴费率大幅低于24%的名义缴费率，也较2018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
其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需要通过财政补贴持续偿付历史转轨成本。在现行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健全之前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城镇职工（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由政府或国企直接提供，在改革进程中对此前未足额缴费的职工采取“视同缴费”认定。
其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所覆盖群体的缴费能力和意愿都较低，这使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有先天的社会福利属性，主要依赖财政补贴运行。
其四，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冲击基本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度。
2.5 国际案例——日本
2.5.1 日本总人口达峰前后宏观经济有哪些变化？
人口总量达峰前后增长与通胀中枢并无明显趋势性变化。自199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后，日本经济增长中枢始终保持在1%左右，通胀中枢保持在0.5%，增长与物价围绕中枢呈现周期性波动。
结构上，公共、地产投资下滑态势明显。劳动年龄人口达峰至总人口达峰阶段，参考日本GDP分项的不变价，公共投资和私人住宅投资总额和增速在1996-2000年期间下行趋势明显，2008年后趋于平稳，而私人和政府消费、企业设备投资以及净出口在1996年后仍以稳定中枢持续提升。
图表18：地产泡沫后，日本GDP增长中枢维持在1%

资料来源：iFind
图表19：人口达峰后，日本公共投资和私人住宅投资出现下滑

资料来源：iFind
制造业结构上，运输设备、高端机械设备和化学制品产出占比扩张。
消费结构上，总人口达峰后，服务业与耐用品消费的占比加速提升。相比70-80年代日本消费升级阶段，人口达峰后，服务业消费占比延续前期扩大趋势，而耐用品消费占比在2008年后的边际抬升值得重视，这一趋势在消费升级阶段并未体现。
图表20：运输设备、高端机械设备和化学制品产出占比扩张

资料来源：iFind
图表21：消费结构上，日本服务业和耐用品总量与占比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iFind
2.5.2 日本消费趋势
（1）银发经济、养老经济
家庭消费支出占比中的医疗保健支出增加，以青年、中年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烟酒类支出有所下降。
医药费用方面，2012年后医药费占GDP的比重加速抬升至8%左右，社会的医药负担进一步加重。
在医疗保障方面，人口达峰后医院疗养病床的占比、社会福利设施（养老院）的数量持续增加，从侧面反映出医疗护理领域的需求增加。
图表22：老龄化驱动社会医药费负担加重

资料来源：iFind
（2）单身经济
从家庭结构看，人口达峰后小型户、单身户成为日本的主流家庭。人口达峰后日本1-2人家庭户的占比逐渐超越60%，小型户成为日本的主流家庭，单身家庭的占比进一步增加到30%以上，且在所有家庭户型中占比最高。
个护、文娱等“个人享受型”支出增加，教育类“抚养型支出”占比下降。从家庭消费看， “个人享受型”的年均支出占比较达峰前分别增加19.9%、7.2%，教育（不含成人教育）类的“抚养型支出”占比小幅下降。
图表23：从家庭消费支出看，日本家庭小型化伴随着“个人享受型”支出增加

资料来源：Wind，国海证券
2.5.3人口达峰的主要社会影响：少子老龄化与社保支出缺口
随着人口少子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在日本劳动力人口中高龄劳动力人口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2022年，从65岁以上各年龄段劳动力人口占比情况来看，65—69岁为5.74%，70—74岁为4.64%，75岁以上为3.09%。同时，高龄劳动者的就业率也在增多。
社会保障费是日本财政支出中最大的项目，国民负担加重。据《日本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回顾及成效分析》，预计到2025年，日本年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费将急剧增加，社会保障给付将达到150万亿日元（占GDP的25%）。
图表24：日本高龄人口雇佣占比不断扩大

资料来源：iFind
2.5.4 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体系较为完整，且仍是当前重要目标
日本应对少子化政策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法律法规位于体系的顶端，内阁决议制定政策大纲，明确政策应对的重点问题和主要应对措施。由内阁成员构成的“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则制定更为具体的计划，推动相关政策的实施。
岸田文雄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应对“少子化”将是政府最重要的任务。相关政策的紧急程度甚至高于在先前备受关注的国防预算之上。
图表25：日本少子化体系由顶层法规到目标与细则较为完善

资料来源：《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国海证券
2.5.5 应对人口达峰的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
为应对财政压力的加大以及劳动力的短缺，日本自21世纪以来实施了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日本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是以消费税充当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为前提进行的，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财政收入以及改善社保支出结构，同时兼顾促进高龄就业与减轻就业负担。
图表26：日本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的演进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以消费税充当社会保障资金来源

资料来源：《日本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回顾及成效分析》，国海证券
2.6 日本住房反向抵押贷款
从日本商业银行的实践来看，日本商业银行在养老金融的服务方面的实践与国内银行框架基本一致，主要分为渠道端、资产端和负债端三个部分，但整体来看，产品内容更加丰富。在日本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资产端零售贷款产品较国内更为丰富，尤其是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已经成为日本养老零售贷款的主要产品之一，通过对房产的“抵押”来满足老年人日常的资金需求，补充养老金。
21 世纪初期以来，日本银行开始开发并出售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相关产品。产品多以现有住房作为抵押，为老年人提供贷款，期间老年人只需支付利息而无需偿还本金，老年人离世后银行通过出售房屋补偿贷款本金。
2013年瑞穗集团开始进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瑞穗·珀斯60”产品设计是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群体，允许借款人将自有住房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定期或一次性资金，同时继续居住。贷款本金及利息通常在借款人去世、搬离或出售房产时偿还，适合希望利用房产价值补充养老资金的群体。
图表27：“瑞穗·珀斯60”产品设计

资料来源：瑞穗信托银行官网，国海证券
我国养老金融业务整体起步较晚，虽然整体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与国际老龄化国家养老产业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特殊产品的设计方面，养老金融产品框架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03
专家解读
林毅夫（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人口老龄化并非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是结构转型与价值重塑的新契机。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释放有效劳动红利、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培育银发消费新市场，就能将老龄社会的挑战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基于全球53个老龄化国家的实证研究中，27个经济体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已达美国一半以上，包括欧美、日韩等高收入国家；另有26个为“未富先老”的追赶型经济体。对比这些国家进入老龄化前后10年的经济表现，结果与主流预期相反：追赶型国家人均GDP和整体GDP增速双双加快，“未富先老”国家人均GDP增速基本稳定，总量增速仅小幅下滑。······当前我国60岁左右退休人群平均受教育年限约7至8年，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新劳动力带来的有效劳动增量，远大于退休人员造成的减量，整体有效劳动仍在净增长。这正是我国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的核心支撑。
李稻葵（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十五五”规划提出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所谓“橄榄型”社会：中间大，两边小，中间指的是中等收入人群。因此构建橄榄型社会，毫无疑问着力点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而且主要集中在城镇，多数农村居民仍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在稳住现有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还需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外来务工人员新市民化，从而促进他们的收入朝着中等收入水平迈进。此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具有重要作用。《建议》首次提出，要“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可能会加快，资源更多向低收入群体倾斜。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当前中国的流动人口接近4亿，这部分人群的消费实际上是受到抑制的。为什么流动人口的消费会受到抑制？第一是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一些流动人口在所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相对缺乏稳定的就业和居住的预期。第二，流动人口需要为自己未来的养老、医疗等可能的风险进行储蓄。第三，对于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而言，由于缺乏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预期，就会尽量压缩对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这对消费增长也是不利的。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如果仅看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似乎难再形成庞大的新成长劳动力，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中生产率较低领域劳动力的转移，仍可释放出新的非农劳动力供给。从这个意义上，旨在挖掘人口红利潜力的改革，可以创造出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应该着眼于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增强改革激励相容，进而加快进度和加大力度。此外，为了培育人力资本这一可持续要素，以人才红利支撑高质量发展，应该利用2035年之前青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公共教育经费较快增长这一时间窗口，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教育质量和均等化水平。
作者丨熊浩文
排版丨周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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