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凯先院士：从研究生第一堂课交白卷，到见证中国创新药崛起 ...
尽管已经年过八旬，且前一天刚从重庆出差返沪，但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依旧精神头十足，和记者聊了一个半小时。
他的同事介绍，即使已经退休多年，陈凯先依旧忙碌。只要没有出差、会议等其他安排，陈凯先会在每个工作日一早准时抵达办公室，帮助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答疑解惑。
作为中国医药创新发展的拓荒者、亲历者、见证者，陈凯先以“为人民研发新药、好药”作为一生努力奋斗的目标。今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最让陈凯先感慨的，是能亲眼见证祖国一步步发展壮大，并在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以下是他的口述。
“祖国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
我大半生都在从事与药物相关的研究工作，最初与“药”结缘，却非常凑巧。
196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本来把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后来看到该校招生简章里还有“物理二系”，想着是不是该系的研究方向更新，便改了志愿。入学后才知道，这个“二系”实际是核科学和技术系，而我被录取到了放射化学专业。
包括我在内，很多同学都不免有一些思想波动。一方面，我们都是热爱物理才选这个专业，现在却要去学化学。另一方面，和放射性元素打交道大家多少还是有点担忧。
学校了解到我们的顾虑，很快组织班级团支部、团小组开会，系主任吴征铠先生来给我们现身说法。他是我们国家第一代放射化学领域专家，吴先生说，国家正在发展原子能事业，既需要核物理学人才，也需要放射化学人才。
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长大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所以会议过后，大家躁动不安的心都安定了下来，一句话，“祖国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
5年后毕业，因为我学的是“化学”专业，就被分配到化工部系统所属单位。当时，化工部管理全国的制药产业，我最后分到了湖南邵阳的中南制药厂上班。
制药厂还在建设中，厂里觉得我是“物理二系”毕业的，肯定懂些机械，所以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看管水泵。
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也没有虚度时间，想着既然进入医药领域，那就要学好药学知识。同时，我也隐隐有种感觉：要从事科研工作，英语作为工具必不可少。所以，我买了南京大学编著的《化学专业英语文选》上下两册。靠着自学，打下了药学和科技英语基础。
两年后，制药厂建成，我进入化验室工作，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检验进厂原料和出厂产品是否合格。当时，我们国家绝大部分的化学药物都是仿制国外的，别人有了一种新药，我们的科技人员就去研究它的生产工艺，再交给制药厂去生产。
那时的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也能有足够的能力研发新药呢？
陈凯先院士 受访者供图
“研究生第一堂课，我交了白卷”
1978年，我们国家正式恢复了大学生和研究生招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图书馆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嵇汝运先生写的《寻找新药的途径》一书。书中介绍，随着科技发展，人类有了更多途径去发现新药。
这正好契合我心中的梦想，当即决定报考嵇先生的研究生。当年9月，我如愿被录取，刚到药物所报完到，嵇先生就安排我去吉林大学学习。
嵇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早早就注意到了国际上用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科学前沿发展趋势，但受限于当时国内的学科基础和人才等条件，无法开展工作。嵇先生要我去吉林大学跟随唐敖庆先生学习量子化学，是要为日后开展药物设计工作培养人才。
算上我，跟随唐先生学习的有36位研究生、72位从全国各所大学赶来进修的青年骨干教师。第一堂课是孙家钟先生来上课，他一句话没说，就在黑板上写下一道英文题目进行测验。
我顿时傻眼了，这是一道数学题，我连题目都看不懂，更别说解题了。就这样，研究生第一堂课，我交了白卷，无地自容。
孙先生说，要学量子化学，就要先学量子力学。他讲授的群论课，是学习量子力学的基础之一。而他写下的题目是一道线性代数题，又是学习群论的基础。
我之前没学过线性代数，只能白天跟着孙先生学群论，晚上捧着相关教材一页一页自学线性代数。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终于“啃”完了厚厚一本线性代数，把所有习题都做了一遍。第一个学期期末，《群论》和《数理方法和特殊函数》两门数学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就是我的性格。我不是那种主动去争取什么的人，但让我做一件事，我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尽可能做到最好。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主食以高粱米、玉米窝头等粗粮为主，每人每月只有两斤大米。菜就是土豆、粉条、白菜“老三样”。尽管如此，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晚上9点半图书馆熄灯，我们就回到宿舍楼里的自习室继续攻读，常常直到午夜才休息。
嵇汝运（右）和研究生时期的陈凯先 图片来源：中科院之声
“科学的发端是好奇心”
这样的勤奋努力精神我一直保持着。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之后，我一边继续奋斗在科研一线，一边努力在其他领域为社会作贡献。
今年六一儿童节，我受邀给一所幼儿园的小朋友上课，他们应该是听我科普讲座的年纪最小的听众了。我非常重视和小朋友们的这堂课，精心准备了很多小故事，从神农尝百草到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多马克发现磺胺药、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再到人工智能如何帮助研发新药。
借着这些故事，我想告诉孩子们几个道理：要留心观察身边的小事，细节里往往藏着大道理，要永远保持好奇心，要亲近自然，大自然是蕴藏医药宝藏的宝库。
我希望，能从小在他们心底播下热爱科学的种子。科学最初的发端是好奇心、是对真理的追求，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饭碗”，不能当成养家糊口的职业。现在在一些小朋友的思想里，科学家等职业不再是他们最向往的志愿，这种风气需要努力改变。
陈凯先院士接受采访 刘雪妍 摄
在我少年时期，科普读物是重要的启蒙。我记得当时有一本苏联杂志叫《知识就是力量》，国内有译本，还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这些刊物和书里描绘的科学蓝图、对未来世界的想象、科学家的故事等等，都让我着迷，也让我立下了从事科学研究的志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说明，科普是科学家的分内事，不是分外事。
所以，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我将很多精力放在了科普上。我担任过上海青少年科学社理事长，设立和颁发过“科协主席奖”，鼓励更多青少年科技创新，希望能为上海乃至国家培养一批优秀苗子。我还和同事一起编写了一批科普读物，比如《小学生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系列》丛书等。
很高兴这些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等部门授予我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1983年，我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最光荣的大事。
回顾几十年的求学、研究生涯，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遇到那么多科学界的前辈大家，耳濡目染，聆听他们的教诲，感受到他们身上浓烈的家国情怀。
我的导师嵇汝运先生、上海药物所老所长高怡生先生等众多前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条件，克服千难万险回到祖国，投身于建设新中国的事业。
为了响应国家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嵇先生等前辈深入农村，开展血吸虫病药物研究的工作，合成了大量抗血吸虫病和寄生虫病实验药物，为消灭血吸虫病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丁光生先生。他是中国老一辈药理学家，1950年代初已经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但他还是抛下优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踏上归国之路。
当时想从美国回来非常困难。丁先生乘船抵达菲律宾，辗转到了香港，再从蛇口入境。丁先生后来说，回国途中他多次设想：我们的国旗到底长啥样？五颗星如何排布？在蛇口，他终于第一次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当即热泪盈眶。
2005年，时任上海药物所所长陈凯先（左）为丁光生（右）颁发研究所“终身成就奖”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这是组织上安排我担任上海药物所领导工作时，高怡生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直到今天我一直牢记在心。
老一辈科学家在满目疮痍的国土上，从零开始建起我国的医药科研体系；我们这一代人接过接力棒，推动国内医药研究不断赶超国际水平。
靠着国家大力倡导、政策扶持、资金投入和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埋头苦干，我国医药行业厚积薄发。2018年起，国产创新药开始爆发式增长，我们告别了仿制药时代，迈入自主创新的全新阶段。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我有幸作为参与者、见证者，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投身张江高科技园区建设发展的历程和体会。
现在的年轻一代，身上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想说，人这一生，物质上的享受是次要的；能够凭借自身力量，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才是真正实现了人生价值。希望年轻一代能够牢记使命，勇敢担当起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重任。
人物小传：陈凯先，1945年8月出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带领研究所建立了国家新药筛选中心、药物代谢中心、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等一批创新药物研究平台。获上海市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劳动模范、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荣誉。
（本文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老院士口述”系列文章）
原标题：《专访陈凯先院士：从研究生第一堂课交白卷，到见证中国创新药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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