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研体系正在被“饿死”，七成年轻科学家考虑离开 ...
今年 3 月，马里兰大学天文学家 Christopher Reynolds 给团队发出一封邮件，通知大家一个消息： 他们筹备了近十年的 AXIS 太空望远镜项目，被 NASA 判定不具备入选资格。图｜AXIS （来源：NASA）
项目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科学设计存在问题，也不是预算严重失控，而是一连串行政层面的混乱：政府停摆、关键技术人员离职、研究设施关闭……原本稳步推进的项目，被拖入停滞。后来接受采访时，Reynolds 用了一句话概括这一切： “我们从来没有被取消（cancelled）。我们只是被饿死了（starved）。”
放在今天的美国科研环境里，“饿死”的确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比喻。没有人公开宣布科学不再重要，也没有人明确要求实验室关门。但经费正在冻结，项目正在推迟，招聘正在缩减，而越来越多科研人员开始发现，原本支撑美国科研体系运转的稳定预期，正在一点点消退。
钱该给谁，谁来决定
美国联邦科研资助体系能够形成今天的规模，建立在一个自二战后逐渐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上：由政府支持基础研究，经费分配主要依据科学价值，而非短期经济回报或政治目标。数十年来，这套体系与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庞大的研究型大学网络相互配合，吸引了全球大量顶尖科研人才来到美国。
但过去几十年里，这套逻辑也在发生变化。 1980 年通过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被普遍视为一个重要转折点。 该法案允许大学保留联邦资助研究所产生的专利权，并自主推动成果商业化。在此之前，大部分相关专利归联邦政府所有，实际授权率不足 5%，许多研究成果最终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法案实施后，美国高校的技术转化办公室迅速扩张，从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数百家，累计获得超过十万项专利，并催生出上万家企业。从那时起，“能否实现转化”“是否具备商业价值”逐渐成为科研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维度。
过去一年，多位来自硅谷和投资界的人士进入联邦科技决策层。风投人士 David Sacks 出任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Mark Zuckerberg 则进入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随着决策者结构的变化，科研经费的分配逻辑也在发生调整。经济回报、产业竞争力以及政策优先级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以科学问题本身为核心的评价标准，正在受到更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图 ｜ David Sacks（来源：IMBD）
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具体的资助政策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终止了大批研究项目，理由多为“不再符合机构优先事项”，其中涉及疫苗、公共卫生以及少数族裔健康等多个领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也取消了数百项与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相关的资助项目。
与此同时，新项目的资助机会也在快速减少。 NIH 过去每年会发布多达850份研究提案征集通知（RFA），到 2025 年这一数字下降至 120 份，而截至 2026 年 3 月中旬，仅发布了 14 份。
AXIS 项目的终止，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为 NASA 天体物理探测者计划进入最终竞争阶段的两个候选项目之一，AXIS 原本计划研究超大质量黑洞的形成与演化、星系内气体和尘埃的流动机制，以及超新星和伽马射线暴等高能天体物理现象。项目已经通过首轮筛选，进入详细概念研究阶段。
然而，2025年美国政府效率部（DOGE）推动的大规模裁员，使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流失了大量关键技术人员。负责望远镜热控系统设计的工程师离开了，首席项目经理离开了，参与研发核心镜片技术的天体物理学家 William Zhang 也被迫离职。随着关键人员陆续流失，项目团队不得不依靠既有资料和设计文档，努力维持研发工作的连续性。
随后，美国联邦政府停摆，戈达德中心的相关工作被迫中断。等到项目恢复运转时，团队只剩下极其有限的时间重新核算预算。最终，由于预估成本超出限制约 10%，AXIS 失去了继续竞争的资格。
年轻人撑不住了
AXIS 项目被取消后，Reynolds 本人反而显得相对平静。拥有终身教职的他，仍然有其他课题可以继续推进。“我个人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他说，“真正失去的是未来的竞争优势。”
但对于年轻科学家而言，情况要严峻得多。
以X 射线天文学为例，这个领域正面临一个黯淡的前景：服役超过二十年的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随时可能退役，而它最重要的继任者——欧空局的 Athena 望远镜，最早也要到 2030 年代后期才能发射升空。两者之间，可能出现长达十余年的观测空档。对于一位刚刚进入这一领域的年轻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职业生涯最宝贵的阶段，可能恰好落在这段空档期之中。
这并非天文学独有的问题。 Nature 此前发起的一项调查共收到 1600 多份回复。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科学家表示，正在认真考虑离开美国。其中，690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有 548 人表示有此打算，占比接近八成；340 名博士生中，也有 255 人作出了相同选择。总体来看，年龄越小，离开的意愿越强烈。
（来源：Nature Poll）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场周期漫长、回报高度不确定的投入。从攻读博士，到完成博士后训练，再到争取教职、获得终身教职，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时间。一位年轻研究者坦言，资深教授拥有积累多年的学术声誉、合作网络和研究方向，即便某个项目受挫，仍然有其他选择；而对于刚刚起步的人来说，只要未来某个关键环节变得难以预期，就足以动摇继续留在这条道路上的决心。
与此同时，美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缩减博士招生规模。一些院系暂停招生，另一些则直接关闭项目。
而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正在积极吸引那些考虑离开的科研人才。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巴黎索邦大学宣布启动总额5亿欧元的“选择欧洲”（Choose Europe）计划，面向全球科研人员提供资助，其中包括最长七年的研究经费支持，以及针对青年科学家的专项项目。
法国马赛大学发起的“科学安全港”（Safe Place for Science）计划，也在短时间内收到近300份申请。申请者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NASA、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其中超过一半为美国公民。
三十年的研究，还有人愿意开始吗
科学史上那些真正重要的突破，很少有哪一个是在几年内完成的。
Katalin Karikó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研究 mRNA。其间，她的论文屡遭拒稿，被大学降职，也长期难以获得稳定的研究经费。2005 年，她与 Drew Weissman 发表了后来被视为奠基性成果的关键论文，但当时几乎无人问津。从最初的实验探索到 2020 年 mRNA 疫苗真正投入应用，中间跨越了三十多年。人们看到的是“一年研发出新冠疫苗”，却很少意识到，这背后是三十年漫长的基础研究积累。
AI 的发展同样如此。今天的大模型和深度学习看似横空出世，但它们的理论根基大多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 许多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的思想，在提出后的很长时间里都看不到明确的应用前景。它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既因为有人愿意长期坚持，也因为始终存在支持这类探索的资金与机构。
这正是科研体系被“饿死”最危险的地方。它损失的不只是某个项目、某笔经费，而是在削弱一种信念：相信那些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开花结果的研究，依然值得在今天投入资源和时间。
美国科研体系最强盛的时候，研究者拥有这样的底气。支撑这种底气的，不只是充裕的经费、顶尖的实验室或众多诺贝尔奖得主，更是整个体系传递出的一个明确信号：对于那些看不到终点的探索，我们愿意长期投入。
而如今，这种确定性正在逐渐动摇。 越来越多年轻科学家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一项可能需要三十年才能看到成果的研究，是否还值得开始？又或者，它是否还值得在美国开始？ 曹德旺参考一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