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他潜入东北行营成为少将，却囹圄18年，证明身份用了40年 ...

377904317 · 发表于 4 天前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和祭奠的
战争年代的中共隐蔽战线，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高人。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些人里好多都是能靠学识安身立命的顶尖人才，要是不抱着坚定的信仰，不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随便挑一个出来，都能在学术圈闯出一片天，成为响当当的大家。可偏偏就是这些人，甘愿把自己的光芒藏得严严实实，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替中国革命攥着那束不肯熄灭的火炬，一等就是十几年，直到阳光真正照进华夏大地。

可也正因为这份职业太特殊，斗争环境又险象环生，加上他们那些不得已的特殊身份，有那么一批隐蔽战线的英雄，即便等到了胜利，也没能立刻拥抱属于自己的光明。葛佩琦老前辈，就是其中让人唏嘘的一个。
在学术界，很多人知道葛佩琦老前辈是中国人大的著名教授，是桃李满天下的物理学教育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学者，年轻时是北大的“草根学霸”，从热血进步青年成为深潜进敌营心脏里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这位功勋卓著的无名英雄，从抗战到东北决战，他完成了卓越的情报贡献，他的“潜伏”甚至成为国民党少将；但是，从黎明来临前的黑暗，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曙光，整整四十多年，他却都在为证明自己的身份而奔波。

葛佩琦老前辈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老家在平度淖泥沟村。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农忙时就得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放猪放牛样样都来，只有农闲的时候，才能挤时间去私塾认几个字。后来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先后考上了县城知务中学附属小学、黄县崇实中学，谁也没想到，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日后能走进北大的校门。
1930年5月3日，学校里召开大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这下可把美国校长惹恼了，当场就撂下狠话，说要停止上课、解散学校。年仅19岁的葛佩琦没怂，挑着自己的行李和一摞书，从黄县出发，一路辗转天津到了北京。在北京的日子不好过，他只能靠勤工俭学勉强糊口，端盘子、做学徒，什么苦活都干过，可即便这样，他也没耽误学习。1933年暑假，葛佩琦凭着过人的天赋和拼命的劲头，越级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下子从农村娃变成了北大高材生。

许德珩

1935年12月9日，北平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生爱国运动之一。当时24岁的葛佩琦，已经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他没有躲在后面，而是和许德珩教授（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学朱穆之（曾任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一起，第一个冲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大声呐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

朱穆之

仅仅一周后的12月16日，葛佩琦再次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直面手持武器、虎视眈眈的军警。冲突中，他被军警逮捕，关进了监狱。好在北大出面保释，他才得以出狱。可出狱后的他，丝毫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
1936年1月，葛佩琦和学生会的几位伙伴一起募捐，组建了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一路南下声援各地的爱国同学。也是在这时候，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著名教育家，建国后长期任清华大学校长、书记等职）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来又合并成了著名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都习惯叫它“民先”。葛佩琦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7年6月，葛佩琦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拿到了学士学位。可还没等他来得及施展“科学救国”的抱负，7月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国难当头，葛佩琦放下了书本，加入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各大学医学院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在中共的领导下，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宣传抗日主张，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抗战救亡工作。

蒋南翔

可命运的考验很快就来了。由于在南京进行领导平津流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帮助青年学生赴前线或延安，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7年10月8日晚上，国民党宪兵突然闯入，葛佩琦与王文彬、郑代巩、丁秀、何礼、蒋南翔等10名平津同学会执行委员（也有说是5人）同时被抓。扣上了“滋事学生”的罪名，直接押进了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这是他第二次被国民党关押。
不久后出狱，进入了“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
1938年7月，葛佩琦辗转来到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也是在刘子久的介绍下，葛佩琦秘密加入了中共，从此成为了一名隐蔽战线的战士。组织交给了他一个艰巨的任务：做好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及其辖下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还要为新四军彭雪枫部挺进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铺路。

刘子久，建国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

从这以后，葛佩琦就开始了自己的潜伏生涯，他隐藏在国民党部队里，身份是暂编第二军的政治部主任，而军长正是宋克宾。可没过多久，葛佩琦就敏锐地发现，宋克宾有率部投敌当汉奸的迹象。他心里清楚，这事容不得半点拖延，当即就动身，冒着生命危险向组织汇报。经过一番艰难的工作，已经投敌、被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3师的暂二军，终于在1940年10月率部反正，宋克宾后来也成了国民党新编第7军的中将副军长。想想看，要是当时葛佩琦稍有迟疑，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宋克宾建国后成为甘肃省政协常委。
1942年春，葛佩琦在商丘火车站秘密建立了一个情报观察点，他每天盯着火车站，把通过商丘的日军车次数、去向、部队番号，还有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数量，一一记在心里，再通过秘密电台及时发出去，哪怕有一点疏忽，都可能暴露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也是在这一年，遵照组织安排，葛佩琦进入了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顶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挂着少将参议，成为了抗战期间的“双料特工”，专门赴豫东日伪沦陷区收集军事情报。他还在安徽界首盘下了一家叫“悦昌恒”的商行，表面上是卖烟草的生意，背地里却是他的情报联络中心，商丘、拓城、亳县甚至上海，都有他布置的联络站和联络员，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就这样在敌占区悄悄铺开。

1942年秋天，葛佩琦到商丘城内部署工作，不小心被日本特务发现了。日本宪兵立刻通知伪军，四门加岗，专门搜捕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打入伪军任营长的中共地下党员，赶紧把消息传给了葛佩琦的联络员牛景康。牛景康慌慌张张地找到他，问他怎么办，葛佩琦却异常冷静，只说“走”。
当时城门已经被严密看守，葛佩琦脱下伪军服装，换上便衣，带着牛景康沿着城墙根走到东北角，那里有一段年久失修的城墙塌了个豁口，这是他早就留意好的退路。牛景康都惊呆了，说自己从来不知道这里有个豁口，葛佩琦只是淡淡说，做地下工作的，到了一个地方，没进门就得先找好出门的路。随后，他们踩着碎砖爬上城墙，顺着绳子溜到城外，又靠着一位回民朋友的架子车，假装生病就医，顺利躲过了岗哨，最终平安脱险。

1943年春，葛佩琦拿到了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日伪南京高级军事会议的文件。当时他有个情报员，是汉奸师长的翻译，趁着跟着师长去南京开会的机会，把大会文件全都带了回来。葛佩琦从这些文件里，发现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阴谋，还预判出日本会出兵打通平汉铁路。他赶紧把情报和预判同时报给了中共西安地下情报组织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后来日军果然在1944年出兵攻陷郑州、洛阳，打通了平汉铁路，印证了他的判断。
同年夏天，葛佩琦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把杜月笙家眷送回上海。一路穿过日伪占领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杜的家眷热情邀请他住进杜公馆，可他婉言谢绝了。他心里清楚，杜公馆人多眼杂，不利于开展工作，最终住进了一位中共隐蔽战线联络员的家里。趁着在上海的机会，他还悄悄了解了当地的情况，把日军在上海的经济动向，也一并传回了组织。
抗战胜利后，葛佩琦新的潜伏任务开始。1946年2月，他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到了东北后，他很快就和先期潜伏在这里的战友接上了头。挂着国民党上校督查衔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这几个人早就打入了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机要部门，一直在收集军事情报。
一个精干的沈阳情报小组，就这么悄悄组建起来了。葛佩琦利用自己的少将身份，能接触到国民党在东北的核心军事机密，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各部队的部署和调动情况，只要经过他的手，都会第一时间通过李年的秘密电台传给中共中央。他还曾在四平战役前夕，借着担任前进指挥所新闻组组长的机会，把国民党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用暗语传给了城外的战友。也正因为这段时间的赫赫功勋，葛佩琦被称为“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
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灭顶之灾正在悄然降临。1947年9月，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了“北平谍案”，这场被称为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地震式灾难”的案件，让战略级情报领导人王石坚被捕，北平、西安、沈阳的各个情报小组也相继暴露。10月，沈阳情报小组被破获，李年等人先后被捕，只有葛佩琦侥幸没有暴露身份。
可这侥幸，却成了他后半生的噩梦。王石坚是他的单线联系人，也是他隐蔽战线身份的唯一证明人，王石坚一被捕，他就彻底和组织失去了联系，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革命者。更让人揪心的是，王石坚被捕后，他的身份成了谍战史上的谜案，直到现在都没有定论，这也让葛佩琦的证明之路，难上加难。
沈阳解放初期，中共领导机关还没有公开，葛佩琦急着找组织，就去沈阳市府询问。接待的人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情报小组被破坏了，没人能给他开介绍信。结果可想而知，没有介绍信，就不能接组织关系，他只能无奈地回了北平。
后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南京法院对关押的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以“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1949年3月，这三个人回到了北平，葛佩琦赶紧去找他们，可他们和葛佩琦只是工作上的伙伴，组织上并没有直接联系，还是没法证明他的身份。而王石坚依旧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下落不明，葛佩琦接上组织关系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转机出现在1949年4月初，葛佩琦在全国总工会，意外碰到了分别近10年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告诉他，接组织关系必须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还介绍他去了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说，他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还让他给能证明自己的人写信。葛佩琦当即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满心期待着能早日接上组织关系。
可等到4月中旬他再去华北局组织部时，得到的答复却让他心凉了半截。接待的人说，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找不到单线联系人王石坚，组织关系还是不能恢复。葛佩琦恳求先安置工作，接待的人按照流程告知，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熟悉，建议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段时间，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他的组织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和葛佩琦一起做隐蔽工作的战友，大多被分配到了情报总署，有位领导也想让他去那里工作，可葛佩琦却拒绝了。他说，革命胜利了，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他当年考北大，就是想“科学救国”，现在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从此，葛佩琦成了人民大学的一名物理老师，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编写教材，《物理学讲义》《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一本本教材，承载着他“科学救国”的初心。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组织关系的努力，从1951年2月开始，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找总支书记，可得到的永远是那三句话：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先后给学校党委写了三次申诉信，还把华北局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了过去，可事情始终没有进展。
时间一晃到了1957年，特殊的历史环境让葛佩琦又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打击。他受到了错误批判，当年12月，又因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少将”，被错误逮捕，判了无期徒刑。这一坐牢，就是整整18年。
18年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他都在监狱里度过。出狱后，葛佩琦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可他还是没有放弃，又踏上了证明自己的艰难之路。可王石坚依旧下落不明，没人能证明他的潜伏身份，而他“国民党少将”的经历，又是板上钉钉的事，他的诉求，一次次石沉大海。
直到1979年11月2日，人大给葛佩琦送来了《关于葛佩琦相关问题的复查结论》，细心的人都会发现，这份结论里不仅没有“同志”两个字，更让他心痛的是，结论里写着“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这意味着，他依然被当作特殊对象对待。可葛佩琦没有被打垮，他继续上访，找档案、找律师、找更高一级的组织部门，哪怕一次次碰壁，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彼时正是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的年代，1980年4月2日下午5点，葛佩琦鼓起勇气，去了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部长领导家中，没有提前预约，也没有熟人引荐，他就抱着一摞厚厚的申诉材料，在门口静静等候，心里既紧张又忐忑，这是他走投无路之下，最后的希望了。好在值守的工作人员见他年迈，又态度恳切，便帮忙把材料转交给了这位部长领导（因为其姓名大家都熟知，但在平台上似乎不太好提及，容易被卡，希请大家见谅）。
第二天下午，葛佩琦再次来到这里，拿回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可这一次，材料上多了几行批示，正是那位部长领导亲自写下的，不仅肯定了他反映问题的合理性，还指定了相关负责人专门督办此事。那一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再也忍不住眼眶里的泪水，几十年的委屈、艰辛，仿佛在这一刻有了回响。
有了领导的批示，事情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1980年12月15日，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反复核查、多方取证，葛佩琦当年被错误判定的案件得以彻底平反，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罪名，终于被一一撤销。消息传来时，葛佩琦正坐在简陋的屋子里，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平反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浑浊的眼睛里，满是释然。
可平反只是第一步，葛佩琦心里最牵挂的，还是自己的组织身份，是那段被尘封的潜伏岁月，是自己坚守了一辈子的信仰。他知道，要证明自己的组织关系，光有平反通知书还不够，必须找到当年的档案依据，找到能为他作证的人。
这时候，两位关键人物的出现，彻底照亮了他的证明之路。一位就是亲自为他批示材料的领导，另一位则是时任中共情报保卫系统领导人的罗部长。那位领导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关键：之前都是比较教条的一直只在组织部门查找相关档案，却忽略了战争时期，隐蔽战线的工作档案，大多由专门的部门接管。于是，他特意嘱托罗部长，帮忙核查葛佩琦的相关记录。
葛佩琦也没有坐等，1982年5月4日，他亲自给罗部长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自己从1938年入党，到潜伏敌营、开展情报工作，再到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全部经历，字里行间，满是对组织的忠诚和对身份证明的渴望。
罗部长收到信后，十分重视，立刻组织工作人员，翻阅了大量尘封多年的隐蔽战线档案，一点点梳理葛佩琦的革命轨迹。他亲自调阅尘封数十年的绝密档案，在延安时期的旧卷宗里，终于找到了葛佩琦的原名 “葛畔珩”，以及他1938年入党、潜伏敌营、1944年接上组织关系的完整记录。
面对历史遗留的复杂线索，罗部长凭借对隐蔽战线历史的熟稔，一点点厘清因情报系统被破坏、单线联系中断造成的混乱，最终出具了那份至关重要的证明函，确认葛佩琦的红色特工身份与革命经历。不仅如此，他还推动昔日战友陈忠经、李年、邢国彦等人共同出具证言，形成完整证据链，彻底扫清了葛佩琦恢复党籍的最后障碍。
可以说，没有罗青长对历史档案的严谨核查、对隐蔽战线同志的倾力保护，葛佩琦长达四十余年的身份困局，或许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久。他用自己的专业与担当，为一位失散多年的老战友找回了信仰的归宿，也让一段不该被埋没的潜伏传奇，得以重见天日。
而当年和葛佩琦一起在沈阳情报小组工作的老战友，还有曾经在隐蔽战线并肩作战的伙伴，得知他在寻找证明材料后，都主动站了出来，纷纷写下证明，回忆当年和葛佩琦一起出生入死、收集情报的点点滴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这位老战友作证。
1983年5月23日。这一天，组织正式恢复了他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他秘密入党那天算起。
当拿到恢复党籍通知书的那一刻，葛佩琦颤抖着双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上面的字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从1938年秘密入党，到1983年恢复党籍，整整四十五年，他历经磨难，坐牢十八年，上访无数次，哪怕被误解、被排挤，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是一名隐蔽战线的战士。
1986年2月6日，相关问题得到了彻底改正，这份迟到了几十年的公正，终于完整地送到了葛佩琦手中。
平反之后，葛佩琦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从事他热爱的物理教学工作。他虽然年事已高，却依然精神矍铄，每天按时到校，认真备课、讲课，对待学生依旧耐心细致，就像从未经历过那些磨难一样。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这份正教授的职称，是对他学术能力的认可，更是对他一生坚守的肯定。晚年的葛佩琦，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着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他想把自己传奇又波折的一生记录下来，把那些隐蔽战线的惊险故事、那些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告诉后人，让大家永远记得，曾经有一群人，隐于黑暗、归于初心，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甘愿付出一切。
葛佩琦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他从草根学霸成长为北大高材生，从热血青年成长为隐蔽特工，从阶下囚成长为大学教授，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他都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后来，葛佩琦先生与世长辞，新华社专门为他发布了讣告，缅怀这位为国家和民族作出重要贡献的无名英雄。1993年1月30日，八宝山公墓举行了葛佩琦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老战友们纷纷前来送别，还为他送来了一副挽联，字字铿锵，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这副挽联，是对葛佩琦一生最好的注解。他隐于暗线，却心向光明；历经磨难，却初心不改。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了一名革命者的忠诚与担当，也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藏在黑暗里的英雄，那些不为人知的牺牲，从来都不该被遗忘。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上则为河岳 · 发表于 4 天前

这是读老师写这段历史的第三个版本了，再次读来依然润目，这也许就是信仰的力量，人格魅力的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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