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谈“文明存亡”的底层算盘

泵铁2016的故事 · 发表于 2026-8-6 21:21:46

问AI · 卡普的科技精英叙事如何渗入国家规划？

文化纵横官网：wenhuazongheng.cn

✪ 李煜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读】

时隔八十一年，白宫发布《科学：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对标奠定战后全球科研体系的《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纲领文件被视作美国创新战略划时代的转向。多数解读仅着眼产业竞争举措，却忽略支撑整套政策的思想根基。

本书《科技共和国》由科技右翼核心人物、帕兰蒂尔高管卡普撰写，为我们拨开美官方叙事的迷雾。书中将美国创新乏力、社会共识瓦解归咎于科研管制与多元文化思潮，呼吁技术精英主导科创、政企深度绑定；这套逻辑完整融入白宫新报告，体现为弱化公立基础研究、松绑行业监管、向私营科技资本倾斜资源等一系列改革安排。文章一针见血指出，该书刻意回避产业空心、分配失衡等深层矛盾，本质是科技资本借文明危机之名，谋求政策红利与防务订单。

当右翼技术精英的游说理念上升为国家顶层科研规划，所谓“科学新黄金时代”，实则是资本利益与国家安全叙事的深度捆绑。本文有助于跳出官方宣传，看清美国科技战略调整背后暗藏的博弈与偏见。

本文为作者投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39期总第319期

一份避重就轻的诊断书

——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近年来，围绕科技、国家竞争与西方文明前途的讨论在美国持续升温。《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正是在这一语境下进入公共视野。该书作者亚历山大·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既是帕兰蒂尔公司的核心高管，也被视为当下美国科技右翼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观点在政策圈与科技界均具有较强的扩散力。本文围绕其关于“硬实力”与“软信仰”的两条核心论证线索，考察作者如何理解美国实力焦虑与文明危机，并分析这一技术精英视角在问题界定与责任归因上的局限。通过对该书论证逻辑的系统评析，本文旨在澄清其理论贡献与盲区，并进一步讨论科技精英叙事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意义。+ Q! d2 a3 v6 _0 l9 Y" ?1 `; B3 r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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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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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实力衰退的隐忧与文明体系的裂痕交织，令美国陷入双重困境。围绕国家何去何从的讨论蔚然成风，各方纷纷检视病灶、构想出路。由帕兰蒂尔高管亚历山大・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1]（以下简称《科技共和国》），集中体现了美国科技右翼对当下时局的诊断与思考。

《科技共和国》出版于2025年5月，正值特朗普重回白宫高调开启第二任期之际，一经问世就在美国国内产生巨大影响力。这不只是因为本书戳中了许多当前美国社会乃至西方文明的痛点，更是因为某种程度上的“书凭人贵”——本书两位作者分别是帕兰蒂尔（Palantir）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和法律顾问。帕兰蒂尔近年接连斩获美国国防部大额防务订单，在科技界声名日隆。长期以来，国防市场基本被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巨头把持，这家深耕数据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企业能够站稳脚跟，自然备受外界关注。更重要的是，两位作者也被视为帕兰蒂尔的重要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门徒，而蒂尔不仅是一手打造万斯等共和党政客的重要推手，埃隆·马斯克（Elon Mask）等众多科技界大佬也受益于他。他们这一批反硅谷传统形象、在特朗普二度执政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科技右翼”，也引发诸多讨论和关注。这么一来，《科技共和国》同时满足人们对商业新贵生意经和政界后台爆料的期待，其畅销也是情理之中。

《科技共和国》算不上对技术政治与思想脉络的严谨研究。作者坦言，此书旨在大胆填补政治、商业与学术文本之间的论述空白。该书学理性偏弱，不少评论者认为其内容更接近TED 演讲汇编，属于大众通俗读物，这一看法不无依据。要知道，主创亚历山大・卡普不仅是帕兰蒂尔高管，更是曾“师从”哲学巨匠哈贝马斯的哲学博士。不过，学理深度并非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凭借切中时代的探讨主题，本书仍有其价值，而这般通俗化的表达形式，大概率是作者针对目标受众的刻意设计。

全书立意可由书名一览而知：主标题 “科技共和国”，是作者为美国困境提出的解决路径；副标题 “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则详细拆解美国的深层问题，阐释其主张的内在逻辑。全书分为四个板块：《软件世纪》与《工程思维》两篇，将美国硬实力衰落的根源归于硅谷精英，并以帕兰蒂尔为典型样本加以分析；《美国精神的空洞》与收尾的《重建科技共和国》，则直指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迷失，呼吁重建社会共识与集体凝聚力。

▍硬实力：创新停滞的归因谬误

“西方的清算时刻已至。”

在前言里，作者一句颇具宗教末日色彩的警告开启其观点的陈述，也引出贯穿本书始终的主题，即对硅谷以及广泛的西方科技工程精英的批判。在本书看来，当下美国“硬实力”面临的最大危机，正是美国在突破性技术创新上的停滞。而这种停滞被作者归结于政界与科技界的共同作用——美国国家雄心和对科技潜力的兴趣丧失使其将大规模技术突破的重大使命拱手让位于私营部门，而硅谷的“内顾”转向及其“加州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导致的无所作为，使后者成为本书批判的重点。

一方面，作者“抽刀向内”，言辞激烈，认为硅谷科技领袖，已经放弃了任何推进国家利益或应对“我们共同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的理念，转而肤浅地、一心一意地痴迷于“解决日常消费问题”。作者对这一代聚焦于研究社交软件、点外卖功能的公司显然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些公司嘴上高喊着要改变世界，却只是满足于迎合消费市场大批民众反复无常、转瞬即逝的需求。更要命的是，这些公司在硅谷盛行的伦理框架影响下，拼命将自身与国家摘开的姿态，更是一种数典忘祖。作者提醒这些人，硅谷早期兴起不仅严重依赖民族国家尤其是美国军方，还事实上作为美国军事生产与国家安全的中心，尽管过去几十年以来硅谷的“洗白”工程非常成功，但作者提醒他们，“追求纯洁是要付出代价的”。

为了进一步唤醒这些工程精英，本书还回顾了美国作为科技共和国的光辉传统，作者指出，不同于现代美国政坛由大批律师主导的景象，长久以来，科学家和工程师才是推进美国伟大崛起的关键角色：包括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在内的多数美利坚国父先贤，要么亲身从事科学实践，要么至少精通相关问题。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等一众科学家，进一步将科学家和工程师置于美国生活的核心，正是那种政治领导人和他们所依赖的指导方向的科学家之间亲密且高度信任的关系，助推美国接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笑到最后，他们创造了“美国世纪”。简言之，美利坚因科技而伟大，也是科技共和国最好的实体形式。坦纳·格利尔（Tanner Greer）对此书的评论更加直白：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电线、引擎和永不停歇的加速的世界里——这是一个由美利坚合众国缔造的世界。[2]

而眼下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技术突破，在作者看来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二战和冷战，不仅是对美国，更是对人类物种创造性霸权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谁掌握这种科技优势，谁就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当下的美国科技界早已承平日久武备松弛，沉迷在股市市值和“让世界变得更好”[3]的幻梦里，很可能使美国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为了强调这种危机的紧迫感，作者在书里频繁点名中国，他警告这些精英，若是坐视对手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人工智能等新兴战略技术，由之带来的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他呼吁硅谷的工程精英们必须着力重建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美国及其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相对于对手保持的持久而脆弱的地缘政治优势”。除了国际竞争的可能落败，作者还援引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论述，把科技进步和西方政治体制的持久巩固挂起钩来，发出相当赤裸裸的警告——只有当一种文化或文明能为公众带来经济增长与安全时，其统治阶级的衰落才会被公众谅解。[1]9

另一方面，本书对科技界的批评又颇带些自吹自擂的味道。这主要是源于书中第三部分“工程思维”中对帕兰蒂尔独特组织文化和运作模式的阐释。在这一部分，作者从蜜蜂群和椋鸟群的社会组织方法，谈到即兴戏剧对建立创业公司的影响，以及所罗门·阿施（Solomon E. Asch）等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从众实验，希望借此解析帕兰蒂尔的成功要素。通过这类故事来讲商业成功秘诀的套路，一向是各类市场营销书籍常见的套路。显然，作者是希望将帕兰蒂尔及其与美国政府的紧密联结作为一个样板，推广给被他痛骂的同行们。但令人质疑的是，作者所言的“保留创造性摩擦的空间”“敢于抗拒盲目从众与因循守旧的压力”以及组织上的高度扁平化，似乎并不新鲜。远的不说，那些被他影射的诸多硅谷巨头，哪个创业初期不是以这种创新姿态出现的呢？

其实从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的《从黎明到颓废：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4] 到罗斯·杜特（Ross Douthat）的《颓废的社会：我们如何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5]，对西方社会以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颓废和停滞的指控并不少见，但更多的是从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等角度去分析相关问题。与之有所不同，本书这种批评则自带了一种技术至上主义的冷峻。《科技共和国》满心认为只要科技精英重拾雄心、只要联邦政府和硅谷重回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只要科技—军工复合体的发动机轰轰作响，美国经济与社会就能重回其所怀念的黄金年代。如果只是这么容易，特朗普恐怕也不会在重振美国“实体经济”上举步维艰了。

更何况，作者批评的所谓“专注消费市场”和国家渐行渐远的科技公司，又何曾真正与美国政府脱嵌？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爆料言犹在耳，美国政府授意或要求其国内数字公司开设“后门”向其提供用户数据也就早不是秘密，早在2015年，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of 2015），该法案允许私营企业将其用户信息与国土安全部共享，而国土安全部有义务将其数据分享至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所有相关政府机构。[6]仅苹果每周就会收到美国司法部门250多份数据信息请求。这还只是曝光出来的冰山一角，这些“世界公民”背后和美国政府的勾兑更不知数以何计。作者所呼吁的那种景象，无非是让这种政企结合更加不加遮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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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信仰：文明解构的认知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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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对硬实力的解读，鲜明烙印着科技精英的思维特质；而其针对软信仰与西方文明危机的分析，虽同样以批判硅谷精英为起点，却将视野拓展至后现代思潮侵蚀下的西方文明困境，置于宏大的社会文化格局中展开讨论。不同于一些其他科技右翼对于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简称 DEI）和进步主义思潮的反思，本书进一步将批判重心落在西方教育体系与文化阵地的失守之上。

在第二部分“美国精神的空洞化”以及第四部分“重建科技共和国”中，本书认为，西方传统文明叙事的解构进程发轫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在 60 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加速演进。随着诸多史学研究者开始反思，欧美高校长期沿用的西方文明通识课，构建起一套线性叙事：宣称美国承袭从古近东、古希腊罗马直至近代欧洲的文明脉络，始终沿着自由与理性的方向前行。这种单一叙事不仅遮蔽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贡献，也扭曲了大众对文明多元本质的认知。受此反思推动，美国高校要么将传统文明课程改造为兼容多元视角的世界史，要么直接取消其必修资格。进入八九十年代，人文学科又遭遇“经典之战”的冲击，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柏拉图（Plato）等“死去的白人作家”的经典地位被动摇，非西方、少数族裔背景的创作者开始获得更多教学与研究资源。

在卡普眼中，这还只是“文明解构”的序曲。他着重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并聚焦两位核心学者的观点：夸梅・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直接抨击“西方文明是从雅典民主到启蒙时代的连贯进步过程”这一核心叙事，认为其本质是人为建构的神话；[1]91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则以历史与人类学的建构本质上反映权力关系的洞见，彻底动摇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根基。[1]98-99作者毫不掩饰对这种思潮的警惕，直言萨义德的理论催生了美国高等教育中围绕解构殖民主义世界观建立的新产业，最终“重塑”了整个学术界——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对西方文明“合法性”的持续解构和系统性挑战，导致了年轻一代对自身文明的信仰崩塌。无独有偶，与《科技共和国》同年出版的《老师对我撒的谎：揭穿界定美国学校课程的虚假叙事》（Lies My Liberal Teacher Told Me: Debunking the False Narratives Defining America’s School Curricula）同样针砭美国历史教育，指责自由派启蒙教育矫枉过正，助长年轻一代的反美倾向。两本书籍共同在美国保守派与科技右翼圈层走红，折射出当下美国的集体焦虑：教育话语权与文明叙事的争夺，已然成为文化战争的前沿战场。[7]

必须承认，书中观察到的现象真实可感：文明信仰淡化、社会认同撕裂、精英与国家之间的情感联结日渐疏离。但问题的根源绝非表面那般简单：硅谷精英家国意识淡薄，难道是因为缺少古典文明的熏陶？年轻一代对西方前景丧失信心，症结又岂是删减几门文明通识课所能解释？将深层次的文明困境，粗暴归咎于后殖民理论传播、多元理念扩张，是当代右翼惯用的归因套路。这种论述刻意回避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福利体系衰退等棘手的结构性矛盾，把社会危机转化为文化对立，本质上仍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分析逻辑。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导师”蒂尔显然要看得更远，2020年，蒂尔发给Facebook高管（包括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一封邮件曾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邮件中，蒂尔敦促他们不要将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视为无知或自以为是。相反，他认为，这种趋势应该被视为一种警示，表明资本主义目前的形态无法提供公平和机会，“如果一个人与资本主义体系没有利益关系，那么他很可能会反对它。”[8]吊诡的是，在劝诫同行时，本书还强调民众的认同根本上系于科技发展和经济增长，却在面对西方精神危机时将这套逻辑弃置不顾。

就以书中痛心疾首地陈词利弊的对象——硅谷巨头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乘着冷战后全球化浪潮的东风，靠着美国金融霸权与国际分工优势的利好，在全世界收割利差而腾飞的群体。于他们而言，美国最大的意义本就不是文明共同体，而只是法律、军力与货币信誉的利益载体。在这一结构下，资本对文明的忠诚是偶然的、可替换的。它们既可以在硅谷高举“世界公民”的旗帜，也可以在华盛顿需要时迅速完成政治归队。它们可以一边在文化议题上表态进步，一边在地缘政治冲突中为国家机器提供技术支撑。他们就像大航海时代的船长一样，只在乎航行远志的实现，是哪个国王资助又有何干呢。

至于普通蓝领工人，他们早已在全球化的产业转移中成为西方文明叙事的局外人。锈带工厂停转，生产线外移，工会的谈判能力被跨国资本的财务结构持续削弱；无论是技术创新的多数分红还是国防合同的利润与他们都几乎无关，曾经由《独立宣言》和《国富论》支撑的“美国梦”，最终折算为食品券额度与阿片类药物危机中的高死亡率，这种文明叙事便成了无源之水。

哪怕是对于那些高度认同自由民主叙事、长期以道德高地自居的自由国际主义精英，也会被这套文明叙事所反噬。如果说特朗普一次当选可以被解释为民主体制的偶然试错，如果说西方现代化历史里的杀戮殖民可以被各类影视作品和政治表态“救赎”，如果说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世界各地因美国燃起的战火也能冠以各式各样的人权名头，那么当霸权进入下降周期，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宫，赤裸裸推出“唐罗主义”，强掳马杜罗、悍然袭击伊朗，为护持霸权地位而频繁动用关税、制裁乃至军事威慑，甚至把大棒的对象挥向大西洋盟友身上时，他们又何以自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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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技术救赎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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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美国硬实力和软信仰的诸多层面做出诊断后，卡普在第四部分和书的结尾呼吁学术界与自由派精英广泛抵制“取消文化”和正统观念，重振共同的文化、语言、历史与话语模式，以此作为维系西方团结的手段，并将调和自由市场承诺与人类对集体经验的深切渴望列为未来出路的核心议题。然而全书既未提出如何重建集体经验，也未指出什么力量能够填补这一空白。

这种潦草收束与前言那种宏大迫切的命题产生了极强的割裂，整本书就像对着一个病人，言辞凿凿声称其多么病入膏肓，在诊断单上大书特书，却在药方上轻飘飘留下几行含义模糊的处方和勤加锻炼的医嘱。

这种空洞或许并非疏漏。若想读懂该书的真实取向，不妨参照帕兰蒂尔另一部新作：2026 年初，帕兰蒂尔CTO桑卡尔（Shyam Sankar）与公司部署策略师哈特（Madeline Hart）合著的《动员：如何重建美国工业基础并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Mobilize: How to Reboot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Base and Stop World War Ⅲ），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其中奥妙。桑卡尔早在2024年就发布过“国防改革宣言”，仿照马丁·路德95条论纲的形式列出18条主张，其中核心判断之一是：五角大楼奉行的“成本加成合同”模式让国家变得更愚蠢、更迟缓、更贫穷，应当改由风险资本而非纳税人资本驱动采购。[9]《动员》一书正是这一理念的延伸，呼吁打破五角大楼封闭的采购体系，为帕兰蒂尔、Anduril 等新兴科技企业争取更多防务订单。值得玩味的是，桑卡尔于 2025 年入选美国陆军预备役新设201 分队（高管创新团），获授中校军衔。身兼企业高管与军方预备军官双重身份，其倡导的改革明显偏向自身企业利益，功利色彩不言而喻。

将帕兰蒂尔两部作品对照来看，背后逻辑昭然若揭：二者均借国家危机、文明存续制造舆论焦虑，进而推动监管松绑、采购体系重组，为资本拓展空间。这并非个例，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氛围中，科技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已成潮流。这一路径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治生态中并非孤例。马斯克以DOGE之名深入联邦政府核心时，星链也借助国务院的关税压力在许多曾遭遇阻碍的市场长驱直入，[10]帕兰蒂尔的操作不过是这一轮科技资本政治化浪潮中最善于自我叙事的版本。如此来看，《科技共和国》与其说是诊断，不如说是游说，用文明危机的话语为商业扩张铺路，用国家存亡的紧迫感压低公众对利益输送的警觉。

这份避重就轻的诊断书，虽正视了部分表层问题，却始终触碰不到深层病灶。西方若想真正走出困局，不必执着于重建单一化的文明叙事，也不能一味迷信技术精英的救赎能力。唯有直面分配失衡的现实，重构利益共享机制，让技术创新回归服务大众的本源，让文明叙事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这场所谓的 “清算时刻”，才有望迎来真正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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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亚历山大·卡普、[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著：《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崔传刚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版。[2] GREER, TANNER. The Making of a Techno-Nationalist Elite[J]. American Affairs, 2025, 9(4)。
[3]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一直是硅谷常用的口号之一，它起源于70年代的理想主义，在 90年代随着互联网变成行业共识，并在 2010年之后彻底演变为一种被过度消费的营销标签。
[4] [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
[5] Ross Douthat, The Decadent Socie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0).
[6] CISA, "Guidance to Assist Non-Federal Entities to Share Cyber Threat Indicators and Defensive Measures with Federal Entities under the 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 of 2015," February 25, 2015, https://www.cisa.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Non-Federal%2520Entity%2520Sharing%2520Guidance%2520under%2520the%2520Cybersecurity%2520Information%2520Sharing%2520Act%2520of%25202015.pdf.

[7]Wilfred Reilly, Lies My Liberal Teacher Told Me: Debunking the False Narratives Defining America's School Curricula (New York: BoMBArdier Books, 2025). 本书直接回应James W. Loewen, Lies My Teacher Told Me: Everything Your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 Got Wrong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5)，该书是美国历史教育争论中的经典文本，出版后长期流行。

[8] “Peter Thiel Warns Facebook Executives Not to Dismiss Young People's Support for Socialism,”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7, 2020, accessed December 30, 20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peter-thiel-email-socialism-zohran-mamdani-student-debt-housing-2020-1.
[9] Peter Berkowitz, "Palantir CTO: Political, Economic Freedom Sustain US Security," RealClearPolitics, March 15, 2026,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26/03/15/palantir_cto_political_economic_freedom_sustain_us_security_153943.html.
[10] John Hudson and Adam Taylor, “U.S. pushes nations facing tariffs to approve Musk’s Starlink, cables show”,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2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5/05/07/elon-musk-starlink-trump-tar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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