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轶，武卉昕｜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及中国应对之道 ...
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及中国应对之道［作者简介］
徐小轶（1998），女，黑龙江黑河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斯拉夫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武卉昕（1973），女(蒙古族)，黑龙江逊克人，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伦理思想史研究。
［摘要］
全球化问题本身就是个道德问题。一部分由系统性矛盾引发的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如全球范围内道德风险承担的均衡性、道德利益冲突的结构性、道德原则遵循的差序性等，反映了全球问题伦理困境的根本性质。同时，人为的霸权思维主导的伦理欺骗、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正义沦陷、文化精英主义主导下的责任逃逸、数字威权主义主导下的国家权利剥夺等是全球问题伦理困境不可忽视的主观肇因，也是各国发挥自身责任探索应对方案的靶向。中华传统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在价值、理念、实践等领域为探索和应对当代全球问题伦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全球伦理；系统性危机；道德霸权；共赢共享；中华伦理文明观
［正文］
全球问题是全球化进程引发的必然结果。复杂多维的全球化进程通过商品、服务、资本、信息和人员的跨国流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文化互通，但也带来经济不平等加剧、环境污染蔓延、金融风险传导、种族文化冲突、公共卫生危机扩散、技术垄断盛行等全球性问题。从全球化的生成、本质和影响上看，全球化进程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全球道德问题。随着全球化进展，其道德问题的规模和风险均与日俱增，以生存为目标的责任价值观（生存价值观）正在取代从前的幸福价值观，这一理论假设是分析解决当前全球问题道德风险的前提。“道德”作为伦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和聚焦主题，为全球伦理研究提供问题靶向，成为全球伦理问题解读的话语载体。
一、本身作为道德问题的全球化
全球化进程本身的系统性决定其道德化的趋势特点，也决定因其产生的全球问题的道德困境及解决之需。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一判断是由全球化的生成、本质和影响决定的。
（一）从生成上看，全球化带动全球伦理产生
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了“全球化”的某种趋势，“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而且，“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恩格斯在谈到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时更直接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全球伦理问题产生的机制也在于全球化过程中各个要素本身联系的普遍的价值特征。当代全球道德问题产生了两个基本流向：一是民族的道德问题跨过文化和地域界限，变成全球性的。这一碎片化的身份流动让各种文化、社会和宗教身份在不同地域不同程度地交织在一起，使得具体身份被赋予了全球色彩，其道德认识也被赋予了全球性。另一流向是世界的或普遍的道德问题变成各民族和国家的问题。毕竟，全球化进程之目的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世界整体中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诸如器官移植、基因编辑、安乐死等生物伦理问题在一些国家是被允许的（如安乐死在荷兰，器官移植在美国，生殖技术在俄罗斯），而在另一些国家（穆斯林国家和日本），这些行为甚至被视为谋杀。从这一视角上看，全球化在生成上便带动了全球伦理问题的产生。
（二）从本质上看，全球化引发主客体间的道德联系
全球化经常被狭隘地理解为“经济全球化”，但作为实践过程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构建人类及其社群之间日益广泛多元联系体系的客观进程”。在建立“广泛多元联系体系”的过程中，文化认同、政治取向、思想观点的联系体系也随之建立，其中文化、思想、观念碰撞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原有的观念被打破，一些新的观念以浸润或强制方式进驻各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冲突在接纳不同价值和保留自身价值完整性的角力中始终存在，尤其是道德价值的社会历史性和主观特征已经成为共同价值与民族价值融通的障碍。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经年累月，这些标准成为既定人群的生活原则，以事实的形式根深蒂固地发挥作用；每一既定族群、国家的道德主体，对问题现象的道德判断和选择具有强烈的主观特色。道德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价值关系成立与否、价值评价的善恶、价值选择的方向。例如，在16世纪到19世纪，随着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殖民掠夺、资源榨取与劳动力奴役，殖民地国家的道德主体性相应地被剥夺与重构，基于原有经济结构的传统道德也遭遇了否定与瓦解。因此，主客体之间的道德价值关系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确立的，在道德价值层面建立起广泛多元的联系体系。世界是联系的，联系是一个多元的广泛的系统，道德主体和道德客体的联系自在其中。从实践的本质上看，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
（三）从影响上看，全球化导致道德问题的全球扩大化
全球问题以系统性危机的形式呈现，表现为世界性价值系统的整体失衡，引发极其严重的全球性道德失范问题。这种危机通常开始于一定人群、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并随全球化迅速蔓延到整个世界道德体系中。当然，道德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决定其生长和发展的社会存在，全球伦理问题在形式上表现为全球化道德进程，但究其根本还是受全球历史和当前世界的现实影响。随着个体文化界限及其身份认同被打破，在价值碎片化的世界中，全球性的道德问题却以系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全球化发展本身不可遏制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那些生产加工产品的“作坊国”、那些原料产地来源的“原料国”自然生态被破坏，会连锁性引发国家利益和超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不同政治伦理、生态伦理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碰撞。随着这些问题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全球化的道德影响也逐渐扩大，以全球化进程中的要素身份参与到全球化当中，赋予全球化道德特性。
从生成、本质和影响上看，全球化脱不了与全球伦理的干系，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全球化及其引发的全球问题伦理困境之存在是客观的。
二、当代全球问题伦理困境的本质
“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问题”的理论认识决定了把握当代全球问题伦理共性的可能。全球范围内道德风险承担的均衡性、道德利益冲突的结构性、道德原则遵循的差序性等可以被视作当代全球问题伦理困境背后的本质。它是全球问题在伦理意义上的根本性质，呈现出结构性问题体系的内部联系。
（一）道德风险共担的均衡性
顾名思义，“全球伦理问题”在道德风险上具有全球均衡性。伦理困境意义上的“全球性”，更多表现为这一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是全球共担的。面临此类问题，无论哪一个行为主体都无法实现道德逃避，他们要均衡承担道德风险；在解决生态污染、核威胁、世界能源危机、粮食紧缺等全球性问题时，这些问题的运行特性也要求施加全球共同力量：譬如实践主体国家或组织非理性开发的生态实践与非实践主体国家或组织之间的责权问题、不同国家“核能力”的事实不平等与反威慑的“各国平等”需求之间的结构对抗、能源需求与能源短缺之间的事实矛盾、粮食短缺与粮食过剩以及相关的粮食安全的普遍困境等均具有跨国界跨民族特性，这一问题的化解，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生态保护作为当前全球化显著问题，包括诸如：当沙漠化和土地退化过程受到人类领土非理性开发（森林砍伐、采矿等），对非实践主体国产生影响并需要国家组织共同解决的时候，沙漠化和土地退化的全球伦理特征便凸显出来；当处理水源和空气的设施不完善（甚至是恶意的不完善），导致氮、磷、钾、剧毒重金属和矿物盐化合物对全球水系的污染时，产生责权问题。毕竟水和大气是流动的，难以抗拒其流动趋势和可能的后果，哪怕是一定范围的生物资源的开采，因循生物圈的运动规律，依然会引起全球土地退化和生物种群栖息地的丧失、气候变化、外来物种泛滥，也为世界性疫情的传播创造条件……全球性问题没有国界，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各类全球问题的道德困境，虽然在生发机制上可能是由局部原因导致的，但其风险却要更多人乃至全球人类共同面对，即风险造成了结果的均衡性。在解决方式上，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全人类共同的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决定了全球伦理的全球共同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问题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全球化过程不断展开的。全球化作为过程，带动全球问题扩大化，导致全球伦理问题产生和蔓延。基于跨文化、跨意识形态、跨社群，尤其是跨阶级利益的事实困境，让具有全球共性的道德问题的解决变得尤其艰难，也让可能引发的全球道德灾难成为潜在可能。
（二）道德冲突机制的结构性
没有矛盾，无所谓问题。整体与局部利益冲突既是全球问题产生的机制，也是全球伦理困境的结构性所在。这一结构性主要表现为：全球化趋势要求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建立起共同的价值观，而世界各国各地区也要保持其利益的独立性。“全球化注重统一、整体和共同的价值，表达了世界对统一的经济、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日益增长的需求，自主管理形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坚持文化信仰差异化、社会意见多元化，如何将这两者的认识统一起来？”全球问题实践主体的身份差异决定了价值立场的根本差异。民族利益和价值观与超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是造成全球性伦理困境的关键。
作为当代全球问题的核心道德困境，全球伦理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张力背后的作用机制复杂难解。在道德责任上，存在一些涉及历史债务与现实义务折算的不对等现状，但这一现状在发展权与可持续性之间相互制衡，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措施。譬如，西方发达国家总是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为说辞，要求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大减排责任，但对自己在资本原始积累时的历史排放责任避而不谈。并且，基于各自的资本体量，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制定了全然不合理的碳排放要求，忽略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产业的性质。这一作用机制和不合理的道德思维，在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全球伦理认识面前，显得冠冕堂皇；在伦理尺度上，程序正义（主权平等）与结果正义（实质公平）的悖论也比比皆是。那些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民族国家与人口稀少、拥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民族国家，在获取粮食、药品、物资等国际支援时，显然不应该是等分的。全球伦理主张程序正义，但每个国家内部的情况大相径庭，坚持绝对的程序正义反而会导致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主权归属上，全球治理鼓励民族国家部分主权让渡，但民族国家让渡主权要不妨碍本国人民的利益。所谓利益导向的本位主义，在当前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面前，还是有主导意义的，主体利益的多元选择让实际协作变得困难。
总之，这些全球问题道德困境的产生机制受制于全球化及其伦理问题本身的结构性运作机制。在系统运作中，整体与局部之间、全球与民族国家之间在利益、价值观上秉持的机制不尽相同，系统内部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全球伦理的普遍要求与各民族国家道德价值的特殊性之间存在的作用力等，成为全球问题道德困境产生的客观原因，也是全球问题在机理上的伦理共性。
（三）道德原则遵循的差序性
全球问题的解决要求在伦理上建立全球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即不分民族、国家、制度、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发展程度的统一的全球道德规范体系。但是，这些要素之间和内部目前仍存在着事实上无法改变的鸿沟。不同民族、国家、地区基于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发展目标，对伦理责任问题的理解和选择全然不同。譬如，都是21世纪初的同一个历史时期，西方在发展中注重自由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关注现实公平；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以职业规范取代了对生产个体的道德规范，社会关系“不再由个人关系和传统的逻辑来调节，而是由主体环境的逻辑、相应的联合活动领域的有效运作来调节”，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国家，针对个体的道德原则制定仍然必要。这一道德原则选择和遵循的差序性让一些全球问题面临伦理困境。
在全球公共卫生伦理中的药品专利与生命权博弈正体现着道德原则遵循的差序性，发达国家坚守知识产权，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命权”这一更根本的个体道德原则。在1998—2001年，39家跨国制药公司联合起诉南非政府，因其通过立法允许进口廉价的仿制抗艾滋病毒药物。药企认为此举侵犯其专利权，这场诉讼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巨大声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药企最终撤诉，并大幅降低在非洲的药价。此事直接催生了2001年的《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该宣言首次明确：WTO成员在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有权为保护公共健康而强制许可生产仿制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调查结果，绝大多数药品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制药公司手中，其药品销售占全球销量的近九成，但全球1 400万患病死者中九成来自发展中国家。每一次公共卫生危机都是两种道德原则的激烈碰撞，最终方案往往是临时性、政治性的妥协，而非基于共识的伦理解决。
随着社会生活从区域性的、传统的组织形式向庞大复杂的系统过渡，实践主体在生产上越来越依附于协同，在经济上从计划分工到市场配置，在交通上从畜力到机械运输工具，在公共交流上从客厅谈话到大众传媒，每一部分都在系统中运作……道德原则的制定标准变得模糊，有时甚至失去了必要。道德原则制定标准的存在与否以及相同与否，是全球问题在道德实践领域中的共同困难。其根源在于事实评价和价值评价导致的差异，当“做得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演变成“如何做”，当价值标准逐渐向方法原则转向，必然导致全球道德问题产生。
三、全球问题伦理困境的思想症结
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部分源于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主体间的伦理差异，但诸如霸权思维主导下的伦理欺骗、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正义沦陷、文化精英主义主导下的责任逃逸、数字威权主义主导下的国家权利剥夺等不可忽视的思想症结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
（一）霸权思维主导下的“普世伦理”误导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霸权思维由来已久，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它对世界伦理秩序破坏巨大。帝国主义世界这一一贯做法让人们在全球问题面前感到畏惧，“把全球性问题解释为对人类文明和人类未来的一种普遍威胁的做法在许多场合是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目标服务的，企图使当代人类忽视下面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全球性问题产生以及全球性问题本身带有危机性质的尖锐化，这一切是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的，它的帝国主义阶段恰恰也给人类造成了全球性威胁”。在意识形态和国际舆论领域中，在霸权思维的主导下，帝国主义世界将由自己引发的问题歪曲为全人类行动的结果。
霸权思维引领的伦理价值被冠以“普世”之名，以人权、民主等议题为工具，对其他国家进行选择性道德干预。但“普世伦理”作为霸权思维指导下的价值双标的本质，被世人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初衷上，“普世伦理”与全世界人民需要平等遵守的“人类共同伦理”相去甚远。这一现状，让国际伦理话语长期受制于西方霸权主义，非西方国家的伦理利益主体遭到压制，形成西方世界的道德价值与人类共同发展需要的共同价值在原则上的对立。霸权思维阻碍了其他民族国家保持伦理独特性，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难以落实。在冷战和东西方阵营对抗结束了30多年的全球新时代里，西方帝国主义仍然以霸权思维展现自己的全球道德优越感，破坏全球道德共识和道德秩序，制造全球问题的伦理威胁，加剧国际社会的道德分裂。
应该说，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霸权思维及其“普世伦理”欺诈，是当前全球问题伦理困境的主要的人为原因，甚至成为其他主观原因的总诱因。
（二）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正义沦陷
在全球化伦理困境诱因上看，新自由主义假经济为由，诉诸道德权力、人道社会、公平选举和个人自由目的，但这一道德权力并未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人民所享有，反倒借资本逻辑成为忽视现实社会正义的借口。新自由主义在敦促全球资本主义崛起、带动国家间经济依存性，在事实上引发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之同时，异化了国际正义，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让国际治理秩序建构变得举步维艰。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道德取向，是新自由主义的伦理宗旨，造成全球社会正义沦陷。
可见，新自由主义不仅是在经济领域中引发经济伦理失范的原因，更是导致全球政治正义沦陷的祸端。它的运作机制反映在西方资本主义产业巨头在产业金融化和资本化的转移中，反映在他们对欠发达地区原材料和人工的攫取中，反映在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低成本毁灭中。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作为这些资本的政治掌控者，却放任本国无产阶级及其他社会底层人民失业，对社会贫富分化、社会阶级分层、社会政治疏离等熟视无睹。这一仍建立在霸权思维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加剧了全球正义沦陷。
（三）文化精英主义主导下的责任逃逸
在欧洲殖民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精英主义贻害至今。文化精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通过其排他性、价值观垄断性以及对权力结构固化理解，加剧全球伦理体系的撕裂和异化。当前的“文明优越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种族主义”均有文化精英主义的影子，后者造成了全球问题的诸多道德困难。文化精英主义垄断全球学术话语权，建构相关领域的知识权威，搞“一言堂”，即便是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也曾无所不用其极地蔑视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促使文化伦理认识一元化；文化精英主义通过自己建构的原则，消解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差别，模糊二者的界限，导致道德虚无主义泛滥、伦理标准泛化；在文化精英主义主导下的文科无用论、经济至上、科技先行等轻率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引领行动功利化，让哲学反思失去深度、艺术沦为附庸、教育成为工具、道德成为累赘。
在全球问题面前，文化精英主义致使一些国家主体卸下道德责任，在客观上抵制全球多元文化趋势及宽容原则，将宽容原则异化为对少数群体的“放任”，对非能力群体责任的放弃。这种“消极宽容”掩盖了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使伦理困境被归咎于文化冲突而非制度缺陷，以伦理极权和伦理相对主义手段，实现对全球伦理责任共担要求的逃逸。
（四）数字威权主义主导下的国家权利剥夺
数字时代的伦理风险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蔓延，对隐私与数据安全产生冲击，由此导致的算法偏见与歧视、自主性与责任界定的模糊、就业机会大幅度丧失、网络对抗和犯罪、信息茧房、平台垄断等后果，不但影响一定国家、一定城市、一定行业、一定人群，而且基于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事实，由其引发的伦理风险具有了全球性。在表现和结果上，引发全球性网络数据泄露风险，威胁到个人的隐私、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基于数据偏见及相应的决策结果偏见，会导致全球治理和国际行动中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人工智能对大量工作岗位的替代引发全球性就业结构调整及失业浪潮；国家和组织之间的网络攻击，导致关涉国计民生领域的国际对抗、网络犯罪、网络勒索全球化；个性化推荐算法加剧全球观点的极化和群体分裂，全球文化和政治对话变得更加艰难；数字平台垄断让当代世界的生产、交换、分配更具帝国主义性质。
这些因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问题在现象和后果上的表达，其背后的重要原因，或者可以说最为尖锐的问题在于：大量数字技术的威权主义正在规模化形成。在数字的实证主义表面科学化代言前提下，国际秩序、国际准则和民族国家、地区各自的法律规则均面临被取代的风险。事实上，某种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正在形成，民族国家自己的政治权利面临被解构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政治认同、文化理解等方面的分歧仍然较大，意识形态的界限没有完全销匿。在这一对立情形下，数字威权主义只能导致那些有能力操纵和垄断全球数字实践的国家主体，实现对世界各国的控制。数字威权主义不但打击全球数字技术领域，更以表面上去“政治化”的形式，实现对民族国家、地区全方位的控制，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鸿沟和认同危机，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造成更为复杂的全球伦理问题。
四、当代全球伦理问题的中国回应与解决
因结构矛盾引发的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是全球问题发展固有的规律性存在，想要解决这个困境，就要打破全球化系统运作的方式，在目前的程度上看，是相当困难的。国际全球学家、文化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与世界各国的相关实践者一起，尝试提出针对性方案，以部分解决和缓解问题。在具体伦理实践上，重构国际合作框架，实现对产业链的普惠性调整，发起人工智能全球共治，加强发展中国家技术国际合作，优化公共资源分配，采取应对气候危机的共同机制，尊重多元发展路径，鼓励本土创新支持等；在伦理原则制定上，主张超越国家主义思维，倡导多元主义和宽容原则，构建“共商、共享、共治”的治理模式。其中，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应对当代全球问题伦理风险面前，提供了科学、诚信、务实、有效的应对思路和方案。
（一）中华伦理文明观提供价值参考
伦理文明对于中国的历史成长和民族发育而言，至关重要。中国的传统伦理观也可以被作为当代世界文明的“解码器”，其中，“和而不同”“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天人合一”“义利统一”等中国传统伦理观，为有效务实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伦理困境，提供最“良善”的价值遵循。
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原则，强调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价值观的同时，尊重包容其他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深谙“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道理，坚信“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的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对于解决因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差异引发的冲突，具有价值示范作用。源自儒家思想的“天下为公”原则，基于“天下一家”的历史认知，“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面对全球伦理困境中的结构性矛盾，“天下为公”的理念可以引导各国树立共同利益观，让所有人张开怀抱，拥抱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所有人。作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核心的“仁者爱人”，坚守“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仁者，以天地为一体”的大伦理观，主张对他人体谅关爱。中国在应对全球化的系统矛盾和人为制造的困难时，始终基于“仁爱”原则，平等对待各个国家的发展成绩和暂时困难，从不以大欺小，倚强凌弱、以富欺贫。坚信“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只有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才能解决全球化的各种问题，这是中国人的伦理智慧。“天人合一”这一最古老的哲学认识，让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共生、应对全球环境治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问题时，勇于承担自己应尽的时代责任。中国人在骨子里清醒地知道，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甚至进一步认识到并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解决全球生态伦理问题面前，中国“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义”与“利”的统一，主张在追求利益的同时，要符合公共善的道德规范。在国际合作中，中国注重统筹共建共同利益，同时兼顾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利益交汇点，调动各主体的利益关切。在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面前，中国人“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并举，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以最大的诚意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动原则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目前解决全球问题导致的伦理困境最有效的国际行动理念。“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是中国应对全球伦理问题的认识起点，是中国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在对“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之精准判断基础上，中国领导集体着眼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之主权平等、沟通协商、法治正义、开放包容、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行动原则，事实上也是当前人类发展的全球伦理理论和实践原则。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一方面能在相应程度上对抗霸权思维主导下的“普世伦理”误导全球行动，阻止世界的现实正义沦陷，缓解西方发达国家全球责任逃逸，化解数字威权对民族国家的权利剥夺。毕竟，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宗旨在于将全世界变得更好，让全世界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走世界人民共同富裕和幸福的道路，这与霸权主义、精英主义、新自由主义、数字威权主义主张的道德理念截然相反。另一方面，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全球化行动中，如果能够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真正付诸实践，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些由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全球伦理困境。以“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原则助力全球共担伦理风险，化解全球伦理风险蔓延；以“主权平等、沟通协商”原则应对全球化运作过程中整体与局部、全球与民族国家在利益、价值观上的机制差异，缓和内部对立；以“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原则解决那些因价值认识差别导致的全球伦理问题，包容性理解不同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的社会历史原因，互相借鉴彼此的发展成就，更人道地对待发展差距，实现全世界共同发展。
（三）“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探索平台
“一带一路”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解决全球问题及其引发的伦理困境的探索平台。“一带一路”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的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一带一路”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支撑起世界共同发展的巨大平台，没有任何一种理念能够如此海纳百川；“一带一路”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缩小世界各民族国家发展的鸿沟，为从根本上化解由全球化造成的各种矛盾提供最有效的实践依据；“一带一路”致力于“开创发展新机遇”，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以造福中国人民的方式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人坚信“共同善”的良性互动影响，在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打地缘博弈小算盘、搞封闭排他“小圈子”和仍然推行冷战思维的所谓大国面前展现了中国的行事作风、道德风貌，起到了表率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中国起着参与者、贡献者的角色和作用，但事实上，在与亚欧大陆的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也同样是受益者。“一带一路”推进跨国铁路、公路、港口等标志性项目建设，让对象国和中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立体物流网络的建立，不但促进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开发，也给我国带来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一带一路”致力于国际产业与产能合作领域，建设海外产业园，如作为典型的中白工业园涉及机械制造、电子商务、新材料、中医药、人工智能、5G网络开发等多个领域，特别凸显了产业产能互补特色；“一带一路”在人文与卫生健康领域推行实质性合作，派遣医疗队、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通过教育交流、旅游合作等方式加强民心相通，传达中国人民的善意，在全球化浪潮中承担应有的责任，尤其展现了属于新时代中国的大格局、大智慧和大担当。
当前世界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全球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机制决定了全球问题的道德困境之解决的困难程度，但无论如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都是时代价值主流，是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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