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MI评价的全球智库现状
作者简介荆林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中心)
发表于《China Economist》2016年第4期
摘要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全球智库的评价方法；第二部分，AMI全球智库评价体系；第三部分，基于AMI评价指标体系全球智库的分布；第四部分，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球视野。
关键词
智库；评价
* 作者邮箱：jinglinbo@sina.com
课题主持人：荆林波；课题组成员：吴 敏，姜庆国，刘潇潇，胡 薇，杨卓颖，沈进建，马 冉，刘冰洁，王力力，苏金燕，逯万辉，耿海英，余 倩，郝若扬，杨发庭，相均泳，张青松，徐璟毅，郝 明，李军，吴波，邹青山，陈媛媛，冯守礼，侯轶雄，何玉琼，王春红，李钰莹，索建次，陈瑶，卢珊珊，章 璋，王利民，周 群， 李文珍，姚晓丹，王 萍，刘华初，杨 雪，薛晓莹，张小溪，褚国飞，南英舜；
数据采集人员：杨 敏，张 琳，邵雅楠，韩 旭，曹元元，胡纯，林志威，李 硕，王秀中，郑步高，于嘉莹
一、全球智库的评价方法
对于智库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国外学者在评估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做了许多尝试。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统计某一智库的媒体报道次数以及向立法机构提出建议的频率，对该智库的运行表现做出量化分析。根据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和肯特·韦弗(Kent Weaver)对美国51家智库进行的公众认知度分析，同一时间段内媒体报道次数更多的智库，受邀向国会陈述意见的几率更大。在另外的一项研究中，安德鲁·里奇发现影响力最大的智库受媒体报道更为频繁且与政策制定者及其决策顾问关系更为紧密1 2 3。此外，唐纳德·E.埃布尔森(Donald E. Abelson)对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了对比，分析了两国智库在影响政策制定方面所各自面临的机遇和局限以及各自所拥有的优势。
1DonaldE. Abelson：《智库的角色与重要性》（Do Think Tanks Matter）。
2Rich, Andrew和R. Kent Weaver：《智库、媒体与政策制定流程》，美国政治学会1997年年会论文，华盛顿D C，1997年8月。
3Rich, Andrew：《美国政治中对于智库的认知：基于国会员工和记者的调查发现》，Burson-Marstellar，全球报告，1997年12月。
中国学者也在评估智库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很多探讨。除了朱旭峰对中国智库影响力所做的实证分析以外，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开展了相关论证。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的“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TCSP）”课题组（以下简称“项目组”）从2006年开始，探索全球智库的评价机制，并已逐步形成了其特有的一套智库评价流程。具体而言，首先，在每年春季向其项目资料库中的人员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公众发送邮件，邀请他们登录项目组网站，并推荐有资格参加“国际咨询委员会”（InternationalAdvisory Committee，以下简称“IAC”）的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然后，项目组向IAC成员发出提名邀请，请他们按照若干类别分别提名每个类别中他们认为能够排在前25名的智库。在汇总提名结果后，将所有被提名为顶级智库的候选机构的汇总资料发给“专家小组”（Expert Panelists，以下简称“EP成员”），邀请他们参考项目组提供的评价指标对这些筛选后的机构进行分类排名、确认和调整，在每年年底确定各个类别的最终排名。
表 1 《 全球智库报告》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课题组根据相关资料汇总归纳。参见[美]詹姆斯•麦甘：《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根据介绍，项目组在2011年度共向全球182个国家的6545家智库发出了参评邀请，并收到了120个国家的1500多位个人的提名回复，其后要求提名者按照30个类别分别推荐出各类别中排在前25名的智库，30个类别共收到25000项提名，被提名智库共计5329家，其中202家智库被提名为世界顶级智库。4
4王继承：《麦甘‘全球智库报告’排名机制及其影响》，《中国经济时报》， 2012年8月28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市民社会项目（TTCSP）”课题组较早地开始了对全球智库的评价和排名研究，并将该项目持续推进至今，已取得了智库研究领域的一项标杆性成果。该项目采用的是整体性测度方法中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此方法简便易行，因此尽管该项目组中只有詹姆斯·G.麦甘（以下简称“麦甘”）一名专职工作人员，但也可以通过实习学生的帮助顺利完成每年的问卷调查工作。
然而，《全球智库报告》在得到各方肯定的同时，不可否认该报告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对历年的《全球智库报告》加以系统研究分析之后，我们认为该报告主要存在如下六大问题。
第一，评价方法欠缺客观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全球智库排名工作中，麦甘采用的是“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这种评价方法的优点是简便易行，可以快速地对大量客观主体（比如全球智库）进行评价，但与此同时这种评价方法的缺点也十分明显，具体而言就是主观导向的影响过大，评价者所处的地域、所研究的领域、所持有的观点等都会对全球智库的评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影响到全球智库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认为，客观且全面的全球智库评价方法不仅要有主观的评价，而且更需要有大量的、多层次的客观指标的评价。只有主观定性评价与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才能较为全面地对全球智库做出相对公正的评价。
第二，研究力量有待充实。很显然，承担全球智库评价如此庞大的项目，必须拥有一支具备科学素养的研究团队，必须有相对稳定的财力支持。尤其是，麦甘所采用的“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要求必须通过优秀的调研人员来最大程度地去除主观评价中的偏差，这是保证“主观整体印象评价法”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麦甘所进行的该评价项目只由他一名全职工作人员负责，而这个项目的数据收集、研究和分析，不是借助于实地调研或者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而是依靠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地区其他高校的实习学生进行的。我们在海外实地调研中曾经见到了参加全球智库评价项目的实习学生，这些学生本身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对于全球智库的理解也比较粗浅，有的学生只是把该项目作为暑期实习以此获得调研经历而已，由此可见，倚重这些人员所进行的调研，其调研质量是令人担忧的。
第三，专家遴选机制有待规范化与透明化。从麦甘报告可以看出，该排名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专家小组的形成。2011年，麦甘通过在互联网平台上公开民主推荐国际咨询委员会（IAC）和专家小组（EP成员）的方式，吸收了来自各地区和各研究领域的专家小组成员、跨领域的记者与学者、现任和前任智库负责人、智库的捐助人、社会民众的代表以及其他智库相关人员等组成了专家小组。然而，麦甘并没有给出专家小组成员的专业领域、地区所属、职务职称等具体分布情况，例如亚洲地区有多少人员参与到国际咨询委员会和专家小组等，这些专家成员的构成会直接影响到调查样本对该地区智库的认知熟悉程度。在麦甘致评选专家小组成员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明确告诉这些评选专家，“你的选择和排名将被严加保密”，同时,麦甘还向评审专家提议，“如果你没有时间为所有智库排名，那就花上几分钟为你所在的地区或你的专业领域的智库排一下名”。这种随意的评选要求显示出该项目在质量把控方面太过宽松草率。
第四，报告存在较多漏洞，难以令人信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2009年将“麻省理工大学经济系”单独拿出来排在“科学和技术类前10”中的第2名，而在此后历年的系列报告中，该智库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一类别中。欧洲学者早在2010年就系统整理出西欧部分智库在该报告排名榜上所存在的自相矛盾之处，例如英国的“大赦国际”在“西欧前40”中只排到第12名，却同时又被排在了“世界前10（非美国）”中的第5名；在“西欧前40”中比大赦国际排名还要靠前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却未排进“世界前10（非美国）”类别之中等，不一致的地方多达20余处。再如，2012年的报告将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单独拿出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起参与排名，显然没有搞清楚机构之间的隶属关系。
第五，工作态度不够严谨。例如，2010年该项目组在短短10天之内就公开发布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报告（即1月21日、25日、31日）。对此，有学者指出在第一个版本中，智利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被排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第一名，而在另外两个版本中，这一机构再也没有出现在前40名之中，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机构在同一张表格中被同时排出两个不同名次的错误。类似的错误也出现在《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世界顶级智库（含美国）”150强榜单里排名第48名与第99名的智库都是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如此大的错误，足见其工作态度的粗疏。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布鲁金斯学会”在2012年“环境类前70”排名中位列第2名，然而布鲁金斯学会却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声明其并不关注环境政策方面的研究。类似的现象连续出现了几年，即布鲁金斯学会在多个分类排名中都被排入了前10名，而不管他们是否在该领域有研究活动。
第六，《全球智库报告》尚未取得全球范围的普遍认可，其新闻通稿的宣传内容存在不实之处。2015年新闻通稿中宣称，“《全球智库报告》是在数千名国际专家学者的提名基础上，依据科学系统的标准而形成的评定结果，自2007年发布全球智库排名至今，已逐渐成为反映全球智库表现和综合影响力的国际风向标”。而我们在对美国多家著名智库进行调研时发现，大家的看法并非如此。当然，布鲁金斯学会很乐意见到自己被该报告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并且在其官方网站上对此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然而我们到美国其他智库调研时，无论是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或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抑或传统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他们则都对布鲁金斯学会荣膺“全球第一智库”不以为然，只有在自己被报告的某个分类评为第一时，他们才会接受其评价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全球智库报告》目前还存在诸多问题，权威性也受到多方的质疑。对此，国内很多媒体并没能做到全面而客观地加以报道，以致出现了一些学者、研究机构和媒体在不明事实情况下，盲目跟风炒作的现象。我们建议对此类研究报告必须慎重对待、严加甄别，不可过高评估其价值。
二、 AMI全球智库评价体系
我们认为，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为此，我们创新地提出了AMI全球智库评价体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智库是一家组织，而非自然人。智库的组织属性使其不同于个人和个人行为。因此，中国历史上像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政治家、军事家虽然谋略过人，但是也不能称之为智库。
其次，智库必须产生独立的研究成果。智库是由专业人士组成，以产生研究成果为目的而成立的机构，因此应该具备相关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研究人员，以进行智力产品的生产。
最后，智库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一定影响，这也是智库的核心职能。本文认为，智库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不应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例如，兰德公司在对外宣传中刻意将其与传统上的智库区分开来。在其官方网站上，兰德公司给出了如下解释：“普遍认为，‘智库’这一提法最初于上世纪60年代用于指代兰德公司。当时，智库是旨在通过相关研究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研究机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通常上认为智库是带有具体政治或意识形态倾向组织，但是兰德公司严格秉持非党派立场，致力于发现和阐述客观事实和证据。质量和客观性是兰德公司的两大核心价值。”
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三个层次对全球智库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模型
资料来源：课题组绘制。
吸引力（Attractive Power）：指全球智库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源，提升评价客体的吸引力。
管理力（Management Power）：指全球智库的管理者管理评价客体的能力，促进评价客体发展的能力。
影响力（Impact Power）：是全球智库的直接表现，是吸引力和管理力水平的最终体现。
1.AMI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数体系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五级指标构成，总分值为355分，其中一级指标“吸引力”的分值为105分，“管理力”的分值为70分，“影响力”的分值为180分（见表2）。
2.AMI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数体系的特点
全球智库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评价指标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这是与以往智库评价方法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回顾已有的全球智库评价，我们深知必须突破单纯依靠主观定性评价方法的瓶颈，构建全面的定性加定量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指标体系设计契合智库的工作流程。即从吸引力、管理力和影响力做了分析，吸引力好似一个漏斗，显示智库的外在声誉，即对外界的吸引能力；管理力好似孵化器，展示智库的内在运作能力，即智库如何提高内部的有效管理，提高产出能力；影响力好似喇叭，展现智库的对外传播、政策作用等能力。这三种力相互作用，影响力大了则反哺到吸引力，而吸引力加大则会促使更多的高品质人员聚集到智库，提升管理水平。
第三，指标覆盖面广。具体而言，吸引力包括声誉吸引力、人员吸引力、产品/成果吸引力和资金吸引力；管理力按照7S理论包括战略（strategy）、组织（structure）、系统（system)、人员（staff）、风格（style）、价值观（shared value）和技术（skills）；影响力则包括政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四，充分发挥了专家群体和第三方评估的作用。此评价体系既发挥了专家评议的作用，又重视借鉴第三方评估的成果。前者专家评估的分值高达40分，后者第三方评估的分值为10分，两者合计占比超过了评价指标体系2015试用版中一级指标吸引力总分值82分的一半以上，这充分体现出评价指标体系对同行评议的高度重视。
三、基于AMI评价指标体系全球智库的分布
本排行榜所列的是AMI总分排在前100位的智库，共有31个国家/国际组织的智库上榜。其分布情况为：美国18家，德国11家，中国9家，日本9家，韩国6家，比利时5家，意大利、英国各4家，巴西、智利各3家，阿根廷、国际组织、荷兰、加拿大、南非、瑞士、印度各2家，波兰、法国、芬兰、吉尔吉斯斯坦、挪威、瑞典、土耳其、西班牙、希腊、新加坡、以色列、阿塞拜疆、埃及、澳大利亚各1家。
需要说明的是，课题组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保证评价的客观公正，未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智库纳入本排行榜。
表 3 全球智库100强的分布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全球智库评价研究报告》，2015年11月。
四、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全球视野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们需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处理好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关系。科研机构与大学关注基础研究，它是要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将复杂现实简化，抽出关键变量，找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行合理阐释。而思想库和智囊团——智库关注的更多是对策研究。对策研究则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需要超越基础研究，既涉及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重在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之间是一种辩证发展关系，有了良好的基础研究做支撑，对策研究才能有力度与深度，否则对策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因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理性，不能混淆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坚持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并举方针，推出有客观依据、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使对策研究建立在深入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我们应当坚决反对一些所谓“智库”的做法——急功近利，为了获得智库的封号，短平快地推出系列“点子”，获得短期的关注度。
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在有限的人、财、物的状况下，必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如何做出取舍？尤其是，对于研究人员而言，要在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上都有所建树，实属不易。
（2）处理好科研考核与智库考核的关系。与第一点对应，基础研究关注的是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著等，而对策研究关注的是获得领导批示、有关部门的采纳，两者的考核体系不尽相同，如何在同一个机构内，平衡好对两类研究的考核，成为智库建设的一个核心问题。只有运用好考核这个指挥棒，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参与到世界知名智库的建设中来。
（3）处理好练好内功与对外宣传的关系。练好内功是智库构建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国际问题，开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推出现实性强、公信度高、影响力大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和决策研究成果，为中央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服务。要完成如此重任，练好内功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酒香也怕巷子深”，智库的对外宣传也是至关重要的。纵览美国的著名智库，在对外宣传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成果的对外推广，并且建立了国内外的网络系统，立体化、多渠道地宣传自己的成果，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加大了对网络媒体的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的智库学习与借鉴。
（4）处理好智库建设与后勤保障的关系。智库的建设绝对离不开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认为，智库的后勤保障体系，至少应包括：数据支撑体系、日常行政运行体系、财务运营体系，等等。
首先，数据支撑体系是智库运行的基本保障。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我国的智库必须思考如何按照“云”构架，建立统一的、海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型信息数据库；如何利用海量数据库构建起数据过滤系统，从而把握核心数据，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支持系统；如何适应数字化的时代要求，建立快速反应的网络舆情反馈系统，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危机公关。
其次，日常行政运行体系是智库高效运行的保障。一直以来，日常行政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智库整体的效率。对此，国外智库的运行经验可以考虑借鉴一二。从现状来看，我们的研究人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去应付各种表格的填写、相关票据的处理，如此折腾过后真正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受到了影响。其实，美国、英国的智库经验告诉我们，一名研究人员加一名研究助理的效率远远大于两名研究人员的效率之和。研究助理承担后勤保障，可以为研究人员节约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而提高整个智库的效率。
再次，财务运营体系是智库运行的生命线。目前，政府全资拨款的智库尚不存在财务方面的压力，但独立运行的民间智库则必然会面对较大的财务压力。随着智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智库的运行能否有序、稳健，也与融资能力紧密相关。在欧美发达国家，智库领导人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募集资金，以保障智库的可持续发展。
（5）处理好立足中国与国际化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显然要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影响中国公共政策为对象，以追求中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逐步打造具有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氛围。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绝不可能简单照办国外已有智库的模式，尤其要防范“智库的美国化”倾向，防范智库议题被他人所掌控，防范出谋划策中出现卖国行为，损害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兼收并蓄，加强与国际一流智库的交流，拓展交流的领域，深化交流的程度，尤其是要重视中国智库“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话题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逐步要引领一些话题的讨论方向，甚至要创造出一些议题，掌握国际的话语权。
（6）处理好专业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的关系。智库的建设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的建设，特别是如何构建一支高素质、跨学科、多类型的智库人才队伍。高素质要求智库人员具备国际视野，学贯中西，了解国情，熟悉国内政策环境；跨学科要求智库人员的知识结构要合理，一专多能，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多类型要求智库人员具备跨领域工作的阅历，能够较好地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从而更好地发挥智库的影响作用。美国智库的一个特点在于存在着“旋转门”机制，四年一次的大选，如果出现政党更替执政，那么，将有4000人左右的人员需要换岗，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在政府与智库之间进行角色转换，这对政府和智库都有积极的作用。相对而言，我国目前智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比较少，这就要求智库人员更要积极地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运作程序、机制，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政议政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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